四月某时

直接反映卢旺达大屠杀的电影并不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卢旺达饭店》，但这部影片是站在白人的角度来描述这场大屠杀的。而这次所看的美国与卢旺达合拍的影片《四月某时》（2005）则完全是以黑人为视角来讲述这场大屠杀。相比于《卢旺达饭店》，这部片对大屠杀展现得更直接，其残酷性更加震撼人心。

影片中的主角奥古斯坦是一名在军队中任职的胡图族低级军官，其妻子则是图西族的。家中还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女儿在一所寄宿的教会学校中上学，两个儿子则在家中。奥古斯坦还有一个弟弟泽维尔，泽维尔是一名记者，整天在电台时鼓动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仇恨。1994年4月，卢旺达总统的班机被炸，总统死亡，引发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大屠杀。

奥古斯坦作为图西族的同情者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奥古斯坦不得不求助于自己的弟弟泽维尔，让他把自己图西族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转移到联合国部队的驻地，以保安全。在转移的路途中，泽维尔凭着自己的名声，顺利通了好几道关卡，但在通过一道军队设置的关卡时，车子却被拦了下来。把守关卡的士兵并不买泽维尔的人情，拿枪扫射汽车。奥古斯坦的两个儿子和一名邻居的妻子当场被打死。泽维尔则趁着混乱的场面，偷偷将受伤的嫂子救出，送到一家教堂门口。在教堂里，奥古斯坦的妻子暂时得到安身，但胡图族的士兵并没有放过这神圣之地，不时进来搜查。最终奥古斯坦的妻子被胡图族士兵发现，被带走沦为了胡图族士兵的性奴。在一次胡图族的兽性发泄时，奥古斯坦的妻子抢过手榴弹，并引爆而身亡。而胡图族的士兵也没有放过学校，一群胡图族士兵炸开学校大门，对女学生们进行屠杀，除了学校的一名女教师和一名学生外，包括奥古斯坦的女儿，全部死于屠杀者的枪下。

奥古斯坦被列入黑名单后，也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途。他和一名邻居一起，开着被砸烂的汽车，接连闯过好些关卡，终于来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驻地，同其他众多的图西逃亡者一起，希望能得到维和部队的保护。但维和部队此时正在撤离卢旺达，拒绝给他们保护。维和部队刚一走，胡图族的士兵就围了上来，与奥古斯坦一同逃亡的邻居被杀。奥古斯坦因胡图族身份，侥幸逃得一命，继续踏上逃亡之路。

两个月之后，当屠杀渐渐过去，奥古斯坦返回家乡，去学校寻找女儿，看见那位幸存的女教师和那名学生正在清理早已腐烂发臭的尸体，才知道女儿被屠杀的消息。又过了10年。奥古斯坦的逃亡到欧洲的弟弟泽维尔被抓捕，送上了国际法庭，奥古斯坦才从弟弟口中得知自己妻子和两个儿子的最终消息。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肯定许多观众都会注意到——就是屠杀者所使用的武器，有“阿尔巴尼亚产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以色列的散弹枪，捷克产的手榴弹，美国的M－16来复枪，埃及运来的弹药，中国产的弯刀。”真没想到我们也在为这场屠杀间接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1994年4月，我又在做什么呢？我正在读高三，正在全力备战高考，对世界的另一边所发生的这场屠杀一无所知。当7月初高考结束时，这场大屠杀也结束了。在我读完大学，毕业工作了许多年后，才从《卢旺达饭店》这部电影中知道了这场大屠杀。看来，在地球的这一边，并没有多少人关心发生在人间的这场罪恶，为此我感到惭愧。

　　《四月某时》讲述了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一场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在雨季的非洲大地上，胡图族的极端主义者开始三个月的屠杀，近百万图西人和部分胡图人血流成河，丧命于疯狂屠刀之下。影片通过胡图族前军官一家的遭遇，对这段屠杀的历史和十年后的审视进行了描述。

　　这部电影比同背景题材的《卢旺达酒店》描绘了更完整的过程，以及更多的暴力场面。这部电影没有英雄主义，没有选择着眼人性之光辉，而将普通人在人性崩塌和暴虐面前，那种内心的无力和恐惧展现出来，更真实细腻的还原了当年如人间地狱的现实。导演Raoul Peck曾说：“影片中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我认为难得有机会发生这种情况，各种族人们间的关系和冲突顷刻间全部爆发，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成为了现实。” 这部电影记录了当时难以想象的现实之恶。

片头用字幕交代了种族屠杀的历史背景。图西人和胡图人一直冲突不断，这场骇人听闻的屠杀，就发生在内战和平协定即将签署的时候。胡图族极端主义者发起政变，以击落总统飞机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大屠杀。屠杀的对象如克林顿在电视演讲中陈述的，“不论老人、病人、老人、小孩都会被杀，因为他们的身份证上写着他们是图西人，或者他们的父母是图西人，或者他们长得像图西人，或者站在图西人这一边的，不支持胡图人的胡图人也要被杀。“

　　这场屠杀的根源之一，正是当初欧洲殖民非洲时的分化策略，为了控制当地政局，人为制造的种族仇恨。当西方的媒体将之看作一场事不关己的内战和政变的时候，上校说的话也足够打脸，“谢谢法国朋友的支持。”他介绍他们的武器，“阿尔巴尼亚产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以色列的散弹枪，捷克产的手榴弹，美国的M－16来复枪，埃及运来的枪的弹药，以及中国产的弯刀。”这些来自看似毫无关联的各国的武器，在未来的100天，将带走100万人的生命，是当时八分之一的卢旺达人，也是几乎1/5000的世界人口。

有比较才更深的觉得美剧《Sense8》的观念美好得只存在理想世界，去掉国家、种族、信仰、阶级、性别、性向之分，我们不过是人类，只是人类。只是在现实中，当真正灭绝人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联合国和其他国家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们考虑最多的是什么？不是人，不是人权，是政治立场。

　　“没有政治立场干预。”美国人讲：“这是卢旺达人在杀卢旺达人。”

　　卢旺达人呢？他们身份证上写的不是卢旺达人，而是种族。电影中父亲是胡图族，母亲是图西族的小男孩问父亲：“我是什么种族的人？”父亲说他是胡图人。纵然如此，极端主义者们也像踩一只蚂蚁一样，称呼他们为蟑螂，毫无怜悯的杀虐他们。

　　胡图族极端主义的领袖在电话里有恃无恐，“联合国的报道都言过其实，那里面有些问题。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命，这是很正常的。”他嘲讽的说卢旺达没有石油，也没有钻石，很清楚另一块大陆的人不过会隔岸观火，因为没有利益动机驱使他们前来。

　　电影贯穿1994年屠杀开始前的风雨欲来到战争结束，时间在1994年和2004年来回穿梭。在2004年平静的审判席上，罪犯有律师为之辩护，他们享有人权，讨论自己的自由。而1994年4月，任何一句对枪口的犹疑和反抗，都会立即迎来一声枪响。

　 2004年，女幸存者控诉被告席上的前政府官员，指责他辜负了民众的委托，默许和鼓励了暴行的发生，她说，“一个领导杀人的人，他也是杀人犯。”同样，在对男主弟弟泽维尔的审判上，律师也辩称记者拥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他并未真正杀过人。

　　然而手上没有沾到鲜血，就能等同于在战争中没有作恶吗？除了那些指挥、组织者，那些杀戮者，还有那些煽动、鼓励、默许、语言伤害、不作为的，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恶吗？正是权力的默许，广播的煽动，旁观的冷漠，鼓舞着平民的狂热，让邪恶的火焰烧得更旺了。

　　电影中，配枪的士兵和手持弯刀木棍的平民闯入天主教女子学校，老师试图唤起屠杀者的怜悯之心，让领头者想想自己的女儿，结果引来更可怕的兽行，他提起枪扫射满屋的女孩，不管是胡图人还是图西人，没有一个落下。他说，“我女儿可不是叛国者。”冷血得令人不寒而栗。然而更令人害怕的是，借爱国之名行恶，这不仅仅只发生在1994年的卢旺达。

　　这也是一部没有英雄的电影，男主角没有光环，没有好运气，甚至维和部队的军人都没有一点英雄气概。在平民毫无反抗之力的屠杀里，男主角几乎失去一切，他的图西族妻子和三个孩子，在他看不到的地方从此生死两隔，而他甚至不知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他最好的朋友，也同样是军人，被广播指控为叛国者，被路边暴徒在身后一枪结束生命。他弟弟是当时安全的极端主义者，十年后在国际法庭接受指控。十年后他终于要去面对的伤口，它们依然锥心刺骨。

　　在电影中能清楚感受普通人对身边暴行的无力和恐惧。因为实在太残忍，残忍到连极端分子泽维尔都在尸堆中涕泗横流。而目睹并经历了这些残暴的人，又怎么可能心平气和的选择原谅？

　　几年前我在东南亚一个国家博物馆看到一个视频，那是经历内战的老兵的采访。头发花白的老华人脸上肌肉颤抖，说，“我不会原谅，因为我见到了太多死亡。”时至今日，一些国家的种族歧视依旧存在。那张脸也一直在我脑海里，提醒我昨天历史仍染着鲜血，而今日和平的难得和脆弱。罪恶带来的仇恨和伤痕不会被遗忘，也不该被遗忘。因为忘记会带来对生命的漠视，会使人性的肆意更加无视责任。没有意义的宽恕，没有反思，只会令魔鬼重回人间。

　　在国际法庭和民间的审判庭上，有人站出来作证，纵然那意味着内心再次被撕裂，至少让人知道公义和良知即使迟到，但仍被人所希望。

看的第三部关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电影，个人认为是最真实的，导演启用了亲历屠杀事件的群众演员，很多人仍对十几年前的惨案心有余悸。运用了多线叙事，兄弟之间、老师和学生、父女之间、夫妻之间，面临着多重生死考验，很难想象直面自己亲人被杀害那一刻，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男主人公很理性，也很负责任，这些确保他在屠杀中可以幸存，也不忽略他是胡图族，军人身份，但是子女和妻子牺牲所遗留的愧疚和思念，是要伴随他一辈子的。看这部电影时，正值四月中旬，他的妻子是4月12日被杀害的，联想到我们现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感到庆幸的同时，也应该知道和平是用战争和无数人的牺牲换来的。

影片中出现的白人角色，包括维和部队、美国政府、法庭审判员，他们的冷漠在卢旺达悲剧环境下，显得愈发刺眼。

看过南方人物周刊对目前和平年代下，一位生活在基加利的年轻人的采访，他说到：“有些东西我们太容易抛到脑后了，这样不好。我要是失掉了某一部分的记忆，忘记了曾经自以为终身无法抹去的事情，那么我还是我吗？”

年轻人还没有释怀，不过也不是坏事，既不沉湎过去、又不抛弃过去的年轻人，有他们在，卢旺达还是有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