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鳅也是鱼

这部电影是2006年的，比较老，但当初背井离乡、到大城市奋斗的初衷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 还有对家的思念、对当下的孤独的感受，也都是一样的。

这部片子，可以算是我们父辈（四五十岁的人群）的一段纪录—— 倪萍饰演女主泥鳅，是一个刚刚离婚的农村女人，带着她的双胞胎女儿来到北京。

她本想投靠朋友，无奈朋友的处境也不太好，她便只能自力更生—— 她找了一份工地的活，把两个孩子藏在工地上一个小木屋里； 每到饭点，她便挤在工人当中打馒头： 然后一路小跑到小木屋，给孩子送馒头吃，自己什么也没吃就赶回工地上干活：

直到那个小木屋被起吊机吊走，幸运的是孩子没有受伤。 另一边，这部电影的男主也叫泥鳅，他是工地的包工头。 因为名字相同，男女泥鳅觉得很有缘，男泥鳅便把女泥鳅母女仨留下，给了她们一个落脚的地方。 毕竟离乡在外困难众多，大家互相也可以有个照应。 男泥鳅对女泥鳅母女是真上心，孩子不见了，他比谁都着急； 孩子发烧，他拿药照顾： 这两泥鳅也因为互相依偎照顾，渐渐便学会了去爱，产生了感情。 哪怕男泥鳅欠下了工人的工钱，女泥鳅也主动提出帮他还债…… 他们互相挣扎在北京生活，做着粗活，过着生活。 整部电影排除男女泥鳅的感情线，便是实打实的“父辈打工者的纪录片”，

可以在片中看到很多小时候的影子—— 比如母亲在工作的时候，会把我藏在一个工厂老板看不见的地方（当时的工厂不能带孩子进去）； 或者我会待在家里，中午饭点的时候，母亲便会拿着饭盒给我送饭来…… 当然这都是十几年前才会有的现象。 如今时过境迁，我们这年轻一代更像是微信官方的那个短片一样，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疲惫与孤独。 我们比起父辈相对懒散一些，不会像父辈们那样拼命，因为父辈们的理想是赚到钱以后能够回老家养老，就像电影中的男泥鳅说的：

这部电影讲述了陕西一群农民工到北京务工的故事，女泥鳅和男泥鳅在这个过程中相知、相爱，但最后男泥鳅却因工伤去世了。从这部电影中，我们能学到女主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用、知廉耻、洁身自好的优良品质，但更重要的，我们也能从中透视出中国在社会发展与建设过程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农民工进城务工及社会融入问题。 为了挣钱，为了生活，或者处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农村的安土重迁的一群人迁移到大城市，面对未知的与之前不一样的生活，他们卑微又努力的生存。第一代迁移者或者说进城农民工会形成社会网络而拥有了基于此的社会资本，比如说他们有特定的聚居区或者特定的工作职业，而后来的同乡农民工就可以依赖第一代农民工的进城路径，利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来暂时落脚在城市中，比如说花姐为女泥鳅刚进城时提供了一些帮助。同乡的社会网络在迁移农民工群体中发挥了重要的互相扶持、信息传递的作用，而这个社会网络的中心或者说结构洞比如男泥鳅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有更多的权利，扮演者领导者或组织者的角色。 通过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样态观摩，我们可以说这并不是农村与城市文化的冲突与碰撞，而是城市文化生活对农村来的人及其文化的单方面的排斥和冲撞。片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雇主大叔去世葬礼上，所有人穿着黑色衣服，庄严而又肃穆，但却没有情感，甚至有亲人说“林林，我下午两点之前必须走”，没有留恋，没有哀伤，仿佛这不是一场送别葬礼而是一次工作。相反，和大叔相处了不久的女泥鳅放声哭了出来，却遭到了大叔女儿的嘲讽，“你才和爸爸相处了多长时间，能有多少感情”，由此城里人的冷漠无情、理性、遵守规则与农村重情重义、感性、规则意识弱的极致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出来。城市社会是工业文明，人们高度紧张、刺激，社会分工细致，个体责任多，每个人进行理性计算，分配自己的时间精力，在压制性的环境下，每个人自我封闭、自我保护，于是城市人大多冷漠无情；而农村的人生活在一个关系维持的情感社会中，在相对封闭的区域中，每个人都相互熟悉，没有独立的空间，人们都重情重感；农业生活与工业生活也不同，不需严格遵守时间与规则，而是靠关系中的信任订立契约，城市生活遵循的契约精神和理性交往原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压制，也不为他们所理解，他们遵循的是来自骨子里的传统生活的行为逻辑。 迁移过程中，迁移主体面临的困扰还有社会融入问题，包括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两个方面。农民工虽然进了城，但是他们的生活场域仅仅局限于工作的地方，且大多为建筑工人、保姆、下水道清理工、小商贩，危险又低薪，变动大而又没有保障，他们没有与城市主流社会交往，即便因为工作而交往，也进不到城市人的视野和内心，这是城乡文化差异导致的，他们见不到正式组织和制度的影子，也享受不到城市人的福利和权利，比如片中的男泥鳅最后因工伤去世，工作没有安全保障也享受不到工商保险。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问题，女泥鳅的两个女儿到北京后一直没有上学，教育仅限于大人的言传身教，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文化的继承，她们学到了女泥鳅善良的品质，但男泥鳅蹲在门口吃饭以及“等我有钱了，就回家买个大宅子，前半夜住这屋，后半夜住那屋”言论也被孩子在模仿中继承了，她们没有与其他的人交往，也没有进行学校教育，长大后似乎也只能步父母的后尘，继续从事底层的工作，永远是城市的边缘人物，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于是阶层就在这样的文化再生产中又一次固化了。 男泥鳅最终去世，女泥鳅两个女儿也看不到出路，这是否是民工群体的宿命，是否是社会建设和转型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个人无法对抗命运、时代和历史的背景，我们的社会、政府和国家是否应该出面帮助他们？还是在享受了他们对城市的建设成果，榨干他们后又放弃他们，“驱逐低端人口”呢？我想答案显而易见。

ps：女泥鳅经历了来自三个人的性骚扰，真的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