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gar Man

A movie that's worth watching!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Rodriguez是谁，但片子一点点为你讲述他传奇的音乐旅程，让观影者一步步完全被吸引。影片贯穿 Rodriguez的歌曲，不了解的人也会慢慢记住这些旋律“I wonder~”“sugar man~”......
影片结束，无人离席，都投入的欣赏Rodriguez的歌曲。像人一样，这个影片也“ deserves recognition"!

昨晚看到rodriguez于1998年3月6日第一次登上南非舞台，眼眶中微含热泪，因为他说了一句开场白：thank you for keeping me alive，这句话道出了音乐人和乐迷之间所谓的牵绊，几十年的牵绊。

这部纪录片经过精心设计，有一点点悬疑片的手法，rodriguez本身也确实有很强烈的戏剧性，在美国是zero,在南非是hero。但像他这样的音乐人，像发生在他身上的这出戏剧，在音乐圈那就是一把沙，若学柴静蹲下来观察沙粒，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情感和泪水去挥霍。

就拿片头现身的dennis coffey来说，论戏剧性论反差度，他弱于rodriguez，但其遭遇与rodriguez如出一辙。在funk乐迷心中，或者稍扩大一圈，在groove乐迷心中，dennis coffey是牛逼闪闪的吉他手，其知名度不逊色于jimi，public enemy当年出道单曲【you're gonna get yours】中虎虎生威的guitar riff便采样自dennis coffey的名作【getting it on】。70年代之后，dennis coffey从音乐圈抽身而出，说难听点，也是被这个行业抛弃，后来他一直在底特律的福克斯汽车厂打工为生。几年前有记者问：你就用你弹吉他的手组装零件？dennis coffey淡淡的回一句：

是啊。

我手上有一长串名单，若细分的话，可分为乐手，编曲人，制作人。都在默默无闻的活着，经他们之手诞生的groove经典，那演奏那编曲那制作，那厉害啊！每次听完我都发愣：有必要把一首歌曲玩成这样啊？他妈就是一首歌啊！只要六十分啊！为什么六十分中会藏着氧气瓶，散发着纯氧？我不知道H.B barnum等人碰见这种傻逼问题会怎么回答，是职业素养使然？是放不下自尊心？我无法猜透。

音乐圈有一个典故。某美国制作人艳羡牙买加dub制作人名声显赫，站在聚光灯下，而非幕后。牙买加dub混音师在暗处幽幽道：在牙买加发行作品，我们混音师很难被署名。

这是典故吗？我觉得是高级冷笑话，音乐圈此类糊涂账数不胜数。在影片中，记者问rodriguez：当年专辑卖不动，你吃惊吗？他答道：这是音乐产业，所以没有没什么保证。

而如今这个产业与rodriguez所处的时代相比，更加没有保证。

影片中sussex唱片公司老板不屑一顾的态度被很多人嘲笑，诟病，其实老爷子的反应太正常太理所当然。50万算什么？连区区1白金销量都没到。rodriguez的专辑由sussex发行，其本身就是一次错位，sussex在五六十年代以发行老迈等爵士乐专辑为生，由它发行一张民谣专辑，更何况还是一张非白人民谣专辑，在强手如林的70年代被人遗忘，不冤啊。

至于rodriguez美国不亮南非亮，这一影片中的最大卖点。。。。。。我不妨举出一个挺三俗的例子：1997年任贤齐的【心太软】在台湾发行后遭遇零反响。南京音像出版社引进了这盘磁带，【心太软】一气从南京红开来，直至北京上海新疆西藏。我猜任贤齐看完此片，绝壁心有戚戚焉。^_^

说到底，这部纪录片最动人心肺的还是那些南非乐迷，寻找你因为爱你，爱你所以寻找你。乐迷其实跟音乐人一样，一样可爱一样不容易。2012年7月24日下午，当我抵达香港亚洲展览馆，看见馆内the stone roses的海报，立马就捂住嘴站在边上抽泣。想必1998年3月6日的南非乐迷也跟我一样，我们年少时握着rodriguz的翻版碟，the stone roses的打口带，做梦也没梦见终有一天能身处他们的演唱会。

我梦想，有一天能诞生一部拍摄东德乐迷的纪录片，告诉世人在柏林墙倒塌之前，那些东德孩子（比如jazznova的成员）是如何听音乐，是如何央求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公公婆婆乘出国的机会带回public enemy，beastie boys的唱片。

第一次被推荐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从sugar man这个名字里感到了一丝微妙。高端一点的西方文艺作品里，通常跟糖啊、甜啊、暖啊有关的title，一般都有一个相对凄凉的结局。影片本身略显粗糙，并不是因为情节不丰富，也不是因为摄制组外行，而是因为Rodriguez看似单调的传奇中，可玩味的东西远非一部影视作品就可以表达完全的。或者说，真正的戏剧在这个人伟大的灵魂里日复一日地运行，而那种趣味却很难通过影视作品这种媒介来体现。不过依然感谢有人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无论对于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好故事。

Rodriguez是一个高人，放在中文世界里，就是“大隐于市朝”。虽然在南非成为明星为他人所喜这件事会感动他，但他并不会执着于此；作建筑工人也不会有分毫影响到他内心世界观的坚定。她的女儿说，来到南非后他们住在豪华的酒店，早上起来发现父亲蜷缩在椅子上睡着，因为父亲并不希望麻烦打扫卫生的人去为了他整理一次床铺。他的工友描述他为甚至可以穿着燕尾服来上班，把事情做得妥帖干净。

如果一定要定性，这才是高贵的灵魂。人是不分贵贱的，但灵魂分。有的人有所谓贵族的名分或血统，却内心卑鄙；有的人来自社会的下层，却懂得悲悯他人，Rodriguez就是这么一种人。在他的世界里，作一个普通人和作一个名人并不冲突，那两个世界都是属于他的，他在其中穿梭自如。只有这样澄净的人能明眼看透，然后描绘出世界的本质，恰好Rodriguez有制作音乐的天赋，可以通过这种抽象的艺术形式把他看到的东西展示给他人。这是Rodriguez个人的一面，无论他成功与否，他只是要做这件事，他一定没有期待成功，因为只要做了，就是圆满，至于结果如何，那是别人的事情。

他的音乐为什么在美国并不成功，而在南非却深入人心？这关系到别人想要某件东西的时候，你能不能给。而他根本就不关心这样的问题，他的音乐本质就是传达，而不是揣测听众的喜好。这不符合消费社会的世界观，因此他在美国的唱片市场惨遭冷遇，也是正常。美国是一个消费社会，任何不能用来娱乐的东西都会被贴上没有商业价值的标签，因此严肃文学和严肃音乐依然只能是小众的爱好——因为它太累人——思考和判断太累人，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希望笑笑，而不是深思到欲哭无泪。但七十年代的南非并非如此，那里经历着表面上看起来比消费社会这种软性糟粕可怕得多的东西：专制。那里的人们渴望也需要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Rodriguez的音乐正是机缘巧合出现在了南非人需要听到它的时候，因此，它红了。某些歌曲比如Sugar Man中，他传达了相对开放的看法和政治意见，因此居然遭到了当局的查禁，套用剧中一名南非人的话，这就像十七八岁的孩子。如果被禁，那就意味着越要探寻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

而南非的听众又究竟听懂了Rodriguez多少，也许Rodriguez自己都并不期待。他们只是拣选自己希望听到的东西来听，而他们理解到的，和Rodriguez想表达的之间，也许依然有无尽的落差。

但无论如何，南非人民在他的音乐中找到了某种启蒙。世界的运行就是这样的，真理永远都只能被得道之人揭开一角，而究竟大幕之后藏了什么，看不看得懂，看懂之后导向的是悲还是喜，也只能看众生的造化了。启蒙是不是个好事，这依然是个问题。比如开放了的南非是不是会被硬性地拉进资本主义体系中，同化成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恐怕是我最忧惧的。因为这个过程让我仿佛又一次地看到了八十年代中国的失败，我们怀有那么多的憧憬，而我们却被深深地背叛。八十年代之所以美，因为那时的艺术和周遭环境，都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态度：求知，求真，却又带着无尽的盲目。这就是我在标题里想讨论的事，虽然它看上去过于隐晦。


被剧透该片的时候，我就想：米国向封闭专制的国家输出自由的世界观，这个还真是政治正确。后来又听说原来是得了奥斯卡（我实在是不怎么关心奥斯卡），不禁哑然失笑。歌者本人是否喜欢这样的结局，不得而知，但我想，他也许完全无所谓。而作为一个反乌托邦人士的我，看到Rodriguez又被学院派利用了一把，觉得这才是Sugar Man甜蜜中最苦的一丝回味吧。

好友H是一位杂志记者，工作五六年，算是努力，但未见什么成绩。圈子内外，没有多少人知道她，比起一些年纪差不多但迅速声名鹊起的同行，她很不起眼。有时她也嘲笑自己，更多时候安之若命，知道没有过人天赋，只求做到力能所及。她常将一些采访前后的故事讲给我听，八卦之外，有一则让我印象深刻：

几年前她曾做过一次叶嘉莹先生的采访，谈古典诗词的研究。报道照例没太大反响，但有一位山东的读者特地发来短信，告诉H他的故事。这位读者因为对现在的学校教育不满，便在周末聚集起同事及邻居的孩子，开设私塾，教授古典文学。然而以如此“理想”占用孩子们本应去学英语学奥数的“现实”，究竟是对是错，他心里常有犹豫。直到读到那篇报道，看到叶嘉莹以一生的感悟现身说法，他终于又找到坚持下去的底气。

一年后，对方又发短信来，告诉H私塾坚持至今，效果良好，并再次感谢。那时H自己正在低谷期，住在冬天猛灌冷风的小房子里，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被曾经的努力反哺自己。

于是她眼睛闪亮地告诉我，她并不奢望自己做的事情会推动社会进步或者彰显正义，一篇报道哪怕只对一个人有实际的影响，也就足够了。说这话时她未尝不存着自我安慰的心思，但不妨碍我们都被这句话打动了。

说得远了点，这其实是我看到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后想起的。这部被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并很有可能最终获奖的片子，是这类故事里最激动人心的案例之一。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歌手Rodriguez在本土录制两张唱片，制作人和唱片行老板都称他比Bob Dylan还棒，然而唱片发行后却无人问津。没人知道，在遥远的南非，Rodriguez的音乐被疯狂传播与追捧，甚至有人把专辑的封面图案刺在自己的肩膀上。那些想要逃离大工业城市、追求自我生活的歌词，被南非受压制的人们赋予反体制的含义。他们如梦初醒，意识到“还有出路”，齐声高唱着他的歌曲，走上街头抗议，甚至由此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运动。

这种情节听起来相当熟悉。每一场革命都有自己的圣曲，捷克“布拉格之春”时，人们唱着本国歌手翻唱自Beatles的Hey, Jude；在东德，大家背着斯塔西偷听Public Enemy和Beastie Boys；伊朗陷于严苛的原教旨主义统治时，人们依靠黑市上买来的瑞典Abba乐队的磁带滋润心灵。

有趣的是，南非流传着Rodriguez早已在舞台上自杀身亡的谣言。多年来，人们带着激动与惋惜的心情缅怀着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却在一位音乐记者不懈地挖掘之后惊喜得知，他还活着，在美国，在那个没人听说过他的国家，为别人装修房顶。

南非人沸腾了。他们迅速安排好Rodriguez到南非的巡回演出。媒体、乐迷，甚至组织者，都不敢确信这一消息，暗自做好从飞机上接下一个冒牌货的准备。然而这位他们奉为音乐教父的人真的出现了，自自然然上台，平平静静唱起他们传诵多年的歌。五千人的演出场所被激情塞满，人们站着，喊着，唱着，哭着，怀念青春，怀念反抗的日子。

Rodriguez平静地经历了这一切，回到美国，继续做木工。他知道，自己只是写了想写的音乐，在美国没有遇到知音，这没什么，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到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进程，小到促使乐迷开了自己的唱片行，记者达到事业的巅峰，女儿嫁给南非的保镖，外孙有一半的南非血统——他也觉得没什么，不过是做好自己的事罢了。

Rodriguez的传奇与好友H的故事看似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在我看来，只是程度的差别。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这道理不必多说了，还是现身说法最有力量。

   他走路缓慢，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在冰天雪地里踉跄而行。他在走路，就真的只是在走路而已，眼睛往下看，认真得好像在完成一件任务……这是电影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镜头，这走路的姿势一下子吸引了我所有的注意力，就觉得他与常人不一样，看完电影，他的确不一样。

  过生日希望收到满满的生日祝福，遇到困难希望身边的朋友能关心帮助…一个人，总是或多或少的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和赞美，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生下来就在为他人而活。明明家里闹不和偏要人前秀恩爱，明明对某些问题不明白偏要装作自己海纳百川，明明讨厌极了上司的嘴脸偏要低头哈腰的完成任务……因为我们太在意别人，所以我们失去了自己。

  罗先生相反，他选择做自己。他穿着燕尾服去当木工，他带着孩子去有钱人才会去的博物馆，他告诉孩子别因为自己是穷人就觉得有些事不能做。当他从木工变成巨星的时候，他在台上从容的唱着歌，当他以巨星的身份回国后，他又从容的继续当木工。作品不被大家接受的时候他是那个样子，被万千狂热的歌迷深爱的时候他还是那个样子，外界潮起潮落，独留他风平浪静。失去什么或者得到什么对他来说是一样的，他就这么走着，按着自己的步伐。他的安宁让我也跟着安宁。

  一个人能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已实属可贵，罗先生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传奇经历能如此云淡风轻的一笑而过，更可贵。要怎样充盈的内心才能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或许，那是当一个人简单到极致的时候。

  他在走路，一条漫长而又孤独的路，可他就只是在走路而已。

这是从Rolling Stone上看到的一篇文章。Rolling Stone有很多这种文章，记者啥也不问，就跟着被访者喝咖啡或者乱逛，然后写出一篇“记某某人成名后的一天”这种比挂在墙上的腊肉还干的文章。但我最喜欢读这些，没有导向性的问题，每个人就这样不温不火地展现着自己的性格，表达习惯，和心理状态，简直比纪录片都真实。
看完寻找小糖人后，对罗德里格斯很感兴趣。看到这篇就翻了出来。结合电影，就补完了此人的全部职业生涯，对他的认识也更加全面。

“小糖人”后的生活
 
By Andy Greene
 
在70岁的时候，唱作人罗德里格斯终于成了公认的巨星。

在本该是他人生中最重要时刻的那个夜晚，70岁的唱作人塞斯图·罗德里格斯又一次不见了踪影。2012年轰动一时的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奇迹般地把罗德里格斯的音乐介绍给全世界，这部影片也即将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但罗德里格斯错过了在洛杉矶杜比剧场举行的奥斯卡颁奖礼。彼时他已回到底特律的家中，正在睡觉。“我错过了那个节目，”罗德里格斯说。“那天是我们从南非回来的第二天。我女儿桑德拉打电话叫我看奥斯卡。但我没电视。”
两个星期之后，他在底特律这座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举行了一场巡演。“让我们四处逛逛吧，”他说着，点燃第一根大麻烟卷。他吸烟的目的是为了放松（被他称为“吐出魔力龙”），以及缓解青光眼带来的病痛，这病让他几乎瞎了。“我不想引起警方的注意。”罗德里格斯和女友邦妮蜷缩在那辆银色吉普拉雷多的后座。副驾位置是他怀孕的女儿里根，开车的是他的女婿。这天是底特律常见的温暖冬日，罗德里格斯通身黑色装扮：从伦敦买来的皮裤，厚实的太阳镜，犀利的运动外套，以及一条镶有美国土著木刻鹰的宽领带。他的头发很可疑地没有一丝变灰的迹象。“头发关乎我的形象，”他说，“也算装扮的一部分。”


“说实话，我以为这家伙会很出名。”Avant说。

在四十年的默默无闻之后——他从1971年开始就没再录制过一张专辑，以做建筑工人为生——罗德里格斯终于成了公认的巨星。他的演出票总能迅速卖光，并且演出场所从几十年前的小俱乐部，换到了大体育场——今年九月，他将在布鲁克林可容纳19000的巴克莱中心举行演出，这里通常是网队的主场，以及Jay-Z的御用演出场馆。在罗德里格斯的家乡，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粉丝蜂拥而至。当我们在韦恩州立大学（罗德里格斯1981年在这里获得哲学学位）校园内的一家咖啡馆驻足时，立刻被一位女性粉丝缠住。“我们费尽心思抢你的演出票，结果还是卖光了，”她的抱怨喷涌而出。“下次演出请订在乔路易斯体育场吧！”
近期在南非的五场演出让罗德里格斯总共获利70万美元，然而即使变得很富有，他仍然住在原来的居所。他没有电脑和车，也不打算买，他还计划一直住在这栋他从70年代初期就开始居住的房子里。“他的生活是斯巴达式的，”罗德里格斯的女儿里根如是说。“其实说是孟诺教派也不为过。他把大部分钱都分给了朋友和家人。我真希望他能在自己身上花点钱。”
我们最终到达底特律的Masonic Temple，这座宏伟的新哥特建筑承办过很多演出，包括theRolling Stones和Bruce Springsteen。五月，罗德里格斯将首次在这里举行演出。还有两天他将举行世界巡演，这次巡演始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全程将有超过40场演出，包括Coachella和Glastonbury两大音乐节。“我必须承认，金钱是可耻的，”罗德里格斯说着，疯狂地笑了起来。“我有很多承诺，且数量还在上升。铁已滚烫但我们不能停止敲打。”
罗德里格斯的事业曾经还未开始就快要结束，现在却在几乎真的要画上句点时蓬勃发展。在60年代中期，罗德里格斯开始在底特律的咖啡馆演出，最终在1967年，以RodRiguez的名义发行了两首民谣歌曲。“那是制作人的决定。”他解释那次更名。“他认为那个名字更吸引人。”
刚出道时，底特律摇滚胜景展现在罗德里格斯眼前 – theStooges，MC5和BobSeger的事业都在那个时代起步 – 而罗德里格斯却徘徊在Sewer这类酒吧之间演出，晚上在工业洗衣店打工。“我看见他在一个叫做Anderson’sGarden的地方演出，”MikeTheodore说，他是罗德里格斯在1970年发行的首张专辑ColdFact的联合制作人。“看起来那是个淫秽场所。酒吧里全是妓女。罗德里格斯就在那唱。他演奏风琴，身边是一个没牙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他并不是一个有活力的现场乐手，事实上，他演出时总是面对着墙壁。“我必须学会在这些小屋子里演出，收获更多自信，”他说。“我无法像那些极具对抗性的说唱歌手一样目视观众。闭上眼我才能找到调，听我自己唱歌，进行再创作。”
当摩城总裁Clarence Avant将罗德里格斯签到旗下新厂牌Sussex时，他以为又有一个新的主流巨星到手了。“说实话，我以为这家伙会很出名，”Avant说。“他在我合作过的最伟大的音乐家里可以排前三，和BillWithers并列。他真是他妈的天才。”
但是罗德里格斯在LA的一场面向演唱会推广人，唱片公司总裁，以及其他业界大佬的演出中惨败。“他醉醺醺的，背对着观众，”Avant说。“没人深究那场演出。那就像一场MilesDavis演出。反响为零。不对，反响为负。”
1971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Coming From Reality也遭到惨败，那是罗德里格斯在美国的事业终点。很奇怪的是，澳大利亚的情况却完全不同。1972年，一个悉尼DJ播放了SugarMan之后，ColdFact意外走红。“我每个朋友都有一张ColdFact，”MidnightOil的鼓手RobHirst说，“我们翻唱BruceSpringsteen, Billy Joel, 以及罗德里格斯的专辑。”
罗德里格斯的事业在重生之前最后的闪光，发生在1979到1981年之间，他在澳大利亚预定了两场演出。“在那之前他从来没举办过演唱会，只在酒吧和俱乐部里演过，”演唱会推广人MichaelCoppel对Billboard杂志说。“他对发生的事情很吃惊。”1981年时，罗德里格斯和MidnightOil分享了演出赚到的钱。“我曾认为那是我事业的高峰，”如今的罗德里格斯说。“我完成了一个史诗般的任务。在那以后我被乐坛遗忘。再也没接到过电话，或其他邀请。”
在那同时（像寻找小糖人叙述的那样），南非的粉丝发现了他的音乐，他的两张唱片在南非得以再版发行。罗德里格斯对他的走红毫不知情，并于80年代退出乐坛 – 但他从未放弃重返舞台的希望。“他每周都把我和姐姐们带到图书馆阅读最新一期的Billboard杂志，”罗德里格斯的女儿里根说。“他让我看Billboard和Pollstar上统计的演出票房。告诉我如果身在演出市场，会赚多少钱。他说这些时从不大声，但梦想始终都在。”
另一件可能成为他人生一大损失的事情是，他曾经考虑不参与寻找小糖人这部纪录片的拍摄。2008年，瑞典电影人MalikBendjelloul联系到罗德里格斯，说出了他想拍摄一部关于罗德里格斯在南非走红，并于1998年在开普敦举行一系列极受欢迎的演出的电影。Bendjelloul到底特律拜访了罗德里格斯三次，都被拒绝。“他对我们感到抱歉，”Bendjelloul说。“他最后答应我们的原因仿佛是，‘这群人简直疯了，我还是帮帮他们吧’。他接受采访完全是出于好心。”
当拿到去澳大利亚的工作签证后，我们驶往一个朋友的住所。罗德里格斯在露台上，点燃了另外一根大麻烟卷，里根回忆起电影上映后，生活发生的疯狂变化。“突然之间我收到很多从未听说过的朋友的来信，”她说。“每件事都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唯独一点，我们没有为他雇佣经纪人，因为‘经纪人’在我们家可不算个好词。”
罗德里格斯现在的巡演并没有固定的乐队 – 取而代之的是，每巡演到一个地方，就邀请当地的知名音乐人加入演出阵容。在澳大利亚，MidnightOil的成员将与罗德里格斯合作。“他只想排练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要凭感觉，”Hirst说。“这让我很紧张。”
当我们游荡到Michigan中央车站 – 这座宏伟的车站始建于1913年，它像纽约中央车站一样壮观，却遭到废弃 – 罗德里格斯突然欢呼起来。“哇！”他喊道“这里关门多少年了？三十年！”
罗德里格斯之前的制作人Theodore希望看到他重回录音室，但他知道这几乎不可能。“想象一下他现在承受的压力吧，”他说。“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回到录音室，发行第三张专辑。况且，大部分人现在只想听他的老歌。他曾经说过他会写30首歌，然后让这些歌带他环游世界。你知道吗？他做到了。”

（这是份作业，加之我近来似乎也在重度压力下患上了语死早，所以……）
 
《寻找小糖人》的主人公罗德里格兹在南非的知名度超过滚石乐队，他于上世纪70年代发行的《Cold Fact》与《Coming From Reality》曾于这个人口仅4000万的国家获得了超过50万的销量。然而能读到无数滚石乐队相关报道的南非歌迷却得不到任何有关罗德里格兹的信息，唯一掌握的只是歌曲本身和一张并不清晰的专辑封面。这引发了他们的无限遐想，从而造就了无数流言——有人说他在监狱里服药过量自杀，还有人说他在舞台上当众给自己浇上汽油后点火。实际上，罗德里格兹对自己在南非的辉煌战绩毫不知情，作为一名被公司解约了几十年的过气歌手，他的真实身份是底特律某装修工人。直至开普敦的唱片店老板斯蒂芬与音乐记者克雷格在机缘巧合之下开启了寻找罗德里格兹之旅，这段不为人的传奇才渐渐浮出水面……
 
受限于影像资料的缺失，本片全部由事件相关人士的回忆访谈以及老照片、旧报纸构成，由此，第85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得主《寻找小糖人》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诞生于剪辑台上的电影。然而影片的临场感却因导演对音效的灵活应用而大大增强了——如开场处的访谈中，配合着两位受访者所回忆起的初遇罗德里格兹当日的酒吧内外景象，背景音中亦响起了“身后的货轮”、“嘈杂的酒吧”以及“自烟雾墙中凸显而出的吉他”。反复出现的驾驶场景，即“纵向运动串场”这一简单技法，连缀了开普敦与底特律、七十年代与当今世界，很好地凸显了影片的“寻找”氛围。成长于盗版时代的中国乐迷想必会对此深有共鸣：在一个相对隔绝的发行体系中，只消一篇热情洋溢的乐评文章，辅以音像发行者（即盗版碟制作者的喜爱），部分冷门音乐便得以重新被“发现”，从而在新的国度获得更为热烈的反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Lacrimosa；不过随着互联网与英文的普及，小糖人这类大红大紫却浑然不知的传奇恐怕将与实体唱片一同消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寻找小糖人》不仅是对罗德里格兹这位音乐隐士的致敬，更堪称是对过往时代的追忆。
 
另一方面，罗德里格兹人生的各个阶段，则由“横向运动串场”完成，即几段他的“踽踽独行”：如自第6分钟起，动画中形单影只却年轻气盛罗德里格兹走过底特律街头，镜头伴随着他的步伐自右向左接连扫过贫民区的唱片店、酒吧和墨西哥人开在中产阶级社区的杂货铺，接着转向了当代底特律的奥林匹克钢铁公司，充分强调了“底特律”这一元素及其背后的意味：工人阶层、少数族裔、大型公司——空荡孤寂的底特律寒夜，倒是与该城破产后的肃杀当下十分契合。然后是第52分钟，当罗德里格兹回忆至自己音乐生涯结束、重新做回了工人后，镜头紧接着转向老态龙钟的他于雪地中的跋涉；第63分钟处罗德里格兹一家来到南非巡演，导演用动画展现了他们下飞机后一路走向体育场的景象；最后是“寻找小糖人”结束后，“American zero , South Africa Hero”的罗德里格兹于春暖花开时再次前行于底特律街头。四段漫步不仅点透了时代与空间的变迁、令罗德里格兹与底特律彻底融合，更暗喻了无论境况如何变化，这位歌者兼智者都一如既往地一往无前。
 
在美国籍籍无名的他缘何能在南非收获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依鄙人愚见，这多少与罗德里格兹的墨西哥裔身份脱不开干系——七十年代美国种族歧视现象尚还十分严重，偏偏“罗德里格兹”是一个墨西哥色彩浓郁的姓氏。对美国乐坛有所了解的观众都清楚，黑人有黑人音乐，白人有白人音乐，在老年代二者井水不犯河水，罗德里格兹却玩起了白人专属的民谣摇滚。另一方面，其与其所出身的底特律，就音乐文化而言，也可谓是相当不契合——同为底特律出身的Jack White曾在另一部纪录片《It might get loud》中坦言：“在我家那个周围全是墨西哥人的街区里，弹吉他是你所能做的最尴尬的事情——那里流行hip hop、DJ和说唱歌手。琴行和唱片店都没有，玩乐器一点都不牛逼，也没人喜欢摇滚乐和布鲁斯。”
 
与周遭氛围格格不入的风格趣味，昏暗阴冷、烟雾缭绕的创作环境，以及作为工人阶级少数族裔贫乏的物质条件，促成了遍布罗德里格兹作品每个音符间的冷漠、疏离、玩世不恭与遗世独立。我想，相较于谈情说爱的猫王与纵情声色的滚石，这样的作品显然与南非的社会现实更加贴合（至于同罗德里格兹最为接近的鲍勃迪伦，他那诗化的歌词于南非听众而言显然有些晦涩）。在南非，占人口总数13%的白人常年压制着实为多数派的“少数族裔”（与之相对，西班牙裔在美国也可谓是“实为多数的少数派”），无论铁路、公共洗手间还是学校、街区，全社会皆全方位地贯彻着种族隔离政策，数以百万计的黑人被迫远离城市，只能从事矿工一类的高风险工作，由此导致了持续不断的国内抗争和国际谴责，待到1989年，深陷危机中的南非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直至1994年曼德拉上台，全国仍有1/4人口生活极度贫困，近一半人没有电力，随时有可能爆发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罗德里格兹的音乐不仅抒发了南非人的自身情绪，更代表了他们对自由世界的向往——一如影片所介绍，南非政府的言论管制措施极为严格，禁止媒体报道任何国内外异见消息。由于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措施，南非遭受了严重的国际制裁，导致国内音乐人无法出国表演、国外乐队也无法前来巡回，使得南非成为了与世隔绝的孤岛。习惯了军事戒严与间谍监视的南非人不仅难以了解外面的世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意识不到现状理应是被努力改变的——而罗德里格兹的作品恰恰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渠道。《anti-establishment blues》令南非人意识到“体制”所呈现的并非一切，《set it off》则鼓励他们关掉电视、拒绝节目中咄咄逼人的总统。由于罗德里格兹的代表作《Searching for the sugar man》暗示了“嗑药”，有关部门将唱片上的该首曲目用刀彻底刮掉，使之不可能在公开场合播放。这反而为罗德里格兹的传奇增光添彩——毕竟老话早就有云，“如果你想推广什么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禁了它”，小糖人反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
 
导演牢牢扣合“寻找小糖人”这一主线，注重戏剧性的突出，故并未对美国唱片界、南非政治和底特律作为工业之城的背景做太多交代，只是在与情节交融之处加以渗透——如第30分钟的唱片店老板访谈一段，便可看到唱片架上贴有曼德拉的头像。乍看之下，这种做法似乎大大增加了影片的叙事密度、使内容更加丰满，却在实质上对观众形成了误导。片中的制作人虽然在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罗德里格兹的专辑在美国只卖出了六张（这个段落确实极为煽情），却对他曾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走红、巡演乃至推出现场专辑决口不提，这难免有刻意隐瞒关键以增强煽情性的嫌疑。
 
此外，导演在通过资料录像介绍了南非民众对抗种族隔离的历史之后，迅速切入到了对几位南非音乐界从业者的访谈。他们的叙述皆紧紧围绕罗德里格兹在南非白人中产阶级间的巨大影响力展开，这就导致许多观众很容易将两件事联系起来（窃以为是导演有意为之），误以为罗德里格兹的乐迷群体、即中产阶级白人学生才是促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而罗德里格兹的作品于他们有若圣歌——可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罗德里格兹传奇”的真正核心其实在于唱片店老板在第23分钟所指出的：影响到了许多南非音乐人。这显然是件虽然关乎政治、却更多隶属于文化层面的事情。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在深度乃至真实感上有所欠缺，《寻找小糖人》对罗德里格兹的塑造仍然相当成功。影片先用前半部分描摹出了他风华正茂时的激烈与炽热，经由一个颇有暗示意味的场景——年迈的罗德里格兹于明媚春光中拉开窗户（第48分钟）——之后，忽然转向了他红尘看破后的平和与淡然。罗德里格兹的歌词平实、有力，简洁的用语背后渗透着太多哲理，这与他出身工人阶级、看淡名利物质、追求精神享受不无关系。正如他的女儿与同事所回忆，罗德里格兹纵使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工人，却从未将自己局限于“工人”的身份。他会身穿燕尾服去连做8至10小时的脏活，对任何事情都抱以极其认真的态度；他热衷于阅读，常常带三个女儿去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女儿首先提及的画家中就有德拉克洛瓦），并将弹吉他、看演出的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他也热衷于参加抗议和游行，乐于为了无法发声的弱势群体摇旗呐喊。枯燥的工人工作并没有影响到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甚至曾尝试竞选市长。
 
音乐诚然是种产品，它的销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音乐人的“业绩”；音乐也诚然是种事业，“走红”恐怕是绝大多数音乐人的理想；但音乐更是一种精神、一种艺术与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价值”决不能单纯地用金钱来衡量——特别是在消费社会中，文化艺术走入市场，“受欢迎”往往与“有品质”是彻头彻尾的两码事。反过来说，物质的富足也并不能替代精神的愉悦——不妨下一个稍嫌武断的定论：人往往在精神上无法满足也无可追求时才会沉溺于物质的攀比。实现人生价值有多种方式，名车豪宅不过是其中之一；然而在我们这个浮华年代，以之为奋斗目标的人总会莫名认定自己的选择才是最为正当的，想当然地嗤笑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者“胸无大志”，更无法理解“愿为超功利的事业献出生命”究竟是怎样一种追求。
 
人类之所以前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物质富足的追求；但过于膨胀的欲望也往往是人性堕落的根源。影片第50分钟，当被导演问及“你如何看待从未收到南非方面的消息一事——而这件事本可彻底改变你的生活、很有可能是朝好的方向改变？”时，面对镜头极为拘谨的罗德里格兹平静地答道：“我并不知道这会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在见证了太多天才音乐人于酒池肉林中自我毁灭后，不得不说，逃过物欲横流、勾心斗角的名利场，未尝不是件好事。罗德里格兹显然是纯粹的，纯粹到会向一体育场将他奉若神明的乐迷给出这般的开场白：“Thank you for keeping me alive.”音乐人的灵魂终归是寄托在作品中的，作品的价值被重新挖掘之时，也便是灵魂得到认可之日了；这之外的报偿，反倒不甚重要了。
 
有趣的是，影片尽管反复强调了罗德里格兹的工人阶级属性，他的南非乐迷却大多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使人不得不思考起了“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严格的界限？显然，所谓“文化”，特别是“艺术”，皆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宣传品，而应是“自下而上”的“有感而发”。底层平民或许缺乏了知识与智识，却具备着孕育“感受”的肥沃土壤；正是影片中形形色色的底特律酒吧，造就了罗德里格兹作品中鲜活的生命力。阿多诺曾担心大众文化的代表——流行音乐——会用重复的节拍与简洁的旋律使人们头脑越发简单，但好在还有罗德里格兹这样的创作者存在。艺术终究要根植于生活的，杜甫与柳宗元等人也是在远离了浮华的权力中枢后才渐悟到了生命的真谛——歌手、诗人与思想者的身份，正是沿着这般清心寡欲、红尘看破的方式循环往复着，或许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