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

当代影像作品，充斥着大量雷同的创作现象，着实令人苦恼。因为对于讨论而言，这意味着同一话语和观点不得不被重复讲述。比如《八佰》，就与近年的许多热门作品一样，技术层面过硬，调度上非常华丽，但结构却存在附赘悬疣的问题。因此，它最终的成色也与很多同时期影像类似，处于好坏参半状态——似乎这段时间我谈论了太多这样好坏参半的作品。更别提《八佰》中的优点和缺陷，也都在我曾经主张的观点中出现过。当我不断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时，难免觉得乏味。

从古至今，类型创作始终在谋求一种变化的共性，相同要素的不同组接次序，便能让主题类似的作品产生不同的表意，引发不同的情绪反馈。若再辅以深度的风格化设计，便会形成与同类作品的迥异面貌，脱颖而出。我们能明确评判这些要素到底是别具一格，还是方枘圆凿，均是根据影片的基本完成度去考量的。因此，《八佰》虽然命途多舛，遭到无形之手的阻挠，但如今面世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完整性，也就有了针对作品本体的讨论条件。不过，对场外影响的推测仅止于此，否则将掉入难以证伪的循环。纵使影片后半段充满了剪刀的痕迹，非常残破不堪，但它的主要问题——分裂——还是来自影片本身的风格与结构。

这本来应是一部个性浓烈的战争电影，但遗憾的是，影片前半部分苦心营造的美学风格，在后半段迅速瓦解。我曾经在《我和我的祖国》中盛赞管虎的《前夜》，这部短片是高明的类型化创作，叙事驱动力十足，场面调度由简入繁，引人入胜。纵使《前夜》与《八佰》在主题上差之千里，但同为对历史真实事件的描绘，整体的基调和底色是基本一致的。事实上，作为一个选择了罕见角度进行切入的战争电影，《八佰》显现出了它的巨大观赏价值和历史意义，却因为风格上的割裂和消解而无法成为杰作。

《前夜》围绕开国大典上的升旗做文章，展现出蓬勃的戏剧张力。讽刺的是，《八佰》就是在升旗的段落被一分为二，杰出与无聊泾渭分明。而这段情节本身，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又有着各种各样衔接上的问题，以及过于夸张的表现手法。但是总的来说，升旗仍然是本片还算不错的高潮段落，虽然从真实的情况来看，这场战斗基本上是虚构出来的，但情感很是完满。在升旗这个段落里，同时解决了好几个人物的矛盾，比如欧豪的退场，王千源的转变等等。另外，它直接关联到影片结尾，引出了接下来日军和八佰壮士的一系列行动。

所以，我有理由认为将升旗作为分割线，是影片有意为之的做法。但它的结果是区别开了电影前后两部分的情感，同时从结构上将影片劈成两半——若如此的话，那么这正是本片最大的败笔，我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2018年的法国电影《开战》显现出令人窒息的现场感，是区别于传统叙事的另一种影像表达。这种表达摒弃了古典主义的原则，无关人物，无关视角，甚至不在乎因果，不照顾观众的情绪起落，摄影机保持着一种非常主动的参与感。它通篇制造出一种模糊却粗粝的形象，并将之卷入晃动的手持摄影，以及令人无法逃避的对抗场景之中。在激烈的节奏里，《开战》达成了某种少见的、新颖而紧凑的叙事效果，是一种极端的现实主义书写。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影像天然所具有的高强度具象化的展示性，以及这种展示本身蕴含的巨大能量。

去年的另一部法国电影《悲惨世界》有着类似的思路，虽然不像《开战》那样构建最极端的在场性，但那些街头上发生的故事，同样使摄影机保持着一种亲历性的姿态。这不仅仅是大量手持摄影的缘故，还要归功于剪辑、表演和声音。

《八佰》的前半段与《开战》和《悲惨世界》的街头部分异曲同工。电影不给我们时间充分了解每一个人物，只是靠他们的瞬时状态来展示某种个性。而四行仓库作为封闭空间，壮士们困兽犹斗的处境，通过复杂繁乱的调度，均被逼真地呈现出来。传统叙事中的介绍性场景已不再重要，甚至显得多余。我们顷刻间就被强行拉入战斗之中，与众角色共历数个生死瞬间，再次揭示影像本身作为一种展示的重要性。此时，每一幅画面都打进我的骨头里，这是一幕幕无须做出任何交代，只需呈现就爆发出充沛能量的战争图景。如果将其定义为爱国主义教育，那么我愿意全盘接受并为之感动。

与此同时，对群像的粗糙处理也就变得不再是问题，因为在极端的呈现中，形象出现的那一刻，便会挑动我们建立心理上的体认。这些角色可以被看作是工具人、是棋子，是脸谱化的刻板人物，并在传统叙事中成为缺陷。但将他们放置在四行仓库这样的情境下，便有了成立的合理性，战争中的个体士兵，本就处于被摆布的身不由己之中。而这种只关注临场的爆裂式呈现，显然也有别于真实的纪录影像。甚至通过一定的戏剧性手法和蒙太奇段落，虚构情境反而散发出更加滚烫的纪实感，更高效地逼近某种真实性。它为我们铺就一条抵达历史的捷径，即便这是一个人为的假定性历史事实，但被集中提炼而出的情感无疑是真实的。

牺牲本身被作为一种展示性景观，也就不断敲打着我们的内心。本质上，这样的展示的确是一种粗暴直接的官能刺激，试图调动的是观众的生理反应，但不同于那些特效奇观，它的粗暴直接来源于我们对人性的普遍认知。我们在不知道陈树生的身世背景、内心变化和情感动机的情况下，仍能动情于他自杀式的牺牲，就是镜头的侵略性所引发的情绪投射。而《八佰》在这一段展示中，虽有配乐的烘衬，但仍然特意避免了虚假的英雄主义描绘。陈树生以及后面排队跳楼的战士们，不以那些烂俗的升格镜头去强调他们的面目，去渲染他们的悲壮，而是在不干涉叙事时间的前提下，干净利落地展现死亡。还是那句话，展示本身就已经有足够的能量。

纵然电影前半段紧密的战斗场面，与其他战争片一样，频繁调用最极端的暴力手法，使观众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炽烈的情绪当中：持续的爆炸，乌黑的鲜血，惊恐的喊叫和满天飞的肢体……它所刻意突出的肮脏、残忍的展示方式，证明了这样的图景远不是为了让人血脉偾张，满足猎奇心理或爽快感，而是通过影像本身传达出鲜明的批判意味。反战的意味由此而生，来源于镜头不加修饰地、事无巨细地直面战争本身，而非通过对白或字幕进行劝诫。对我而言，在这样强大的表现力面前，群像的扁平和失焦也不会阻碍我的体验，对事件的反应已超越了对角色的代入，角色及其注定的命运作为一种吸引力元素，已经完全融入到极端氛围里。

如果《八佰》就在这样高强度的展示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会为它鼓掌叫好。更别说四行仓库保卫战，无论现实中的历史事实为何，它本身处于的租界-苏州河-仓库的递进空间，也简直是为电影打造的再适合不过的舞台。除了仓库以外，还有着另一个对称性的展示场景可以利用，它们彼此的关系潜藏着更多美学上和思想性上的深度。但令我失望的是，在升旗之后，影片纯然回归到传统的介于主旋律与类型工业之间的叙事氛围当中，一下子将之前所营造的那种厚重的、压迫式的展示能量消解殆尽。

何况后半段的叙事水准远远不如前半段的展示性表达，充斥着滥情桥段和过多的人物状态描述，并且结尾也开始频繁升格起来，节奏感被砸的稀碎。你可以说管虎没有驾驭好文戏编排，铺满各种人物状态，却忽略了实在的动力。你可以说因为剪刀的原因，人物没有结局，导致情绪没有落脚点——王千源和小湖北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吗？最后死没死？姜武坐上炮后开火了吗？方兴文的动机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张译又是怎么突然在对岸现身的？下了电车后他又跑向了哪里？这些不是留白，没有余韵，仅仅是剪刀造成的负面效果罢了。

更拧巴的是，影片在升旗前散乱的视点、让人物失焦的拍摄方式，虽然消磨了角色的深度，但体现出了事件本身的力度。反而在升旗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试图重新提供代入角色的服务，这种创作策略上的横跳对作品风格造成了伤害。再加上角色又因为不可抗力，缺乏交代，甚至直接失踪，已不具备重新刻画连续性弧光的可能性，必然让电影虎头蛇尾。

无论如何，影片后半段所暴露的本质缺陷在于，呈现表面上被升华为一种更精确的叙事，实际上却轰碎了之前构建起的乱中有序的情境氛围。过多的情绪片段，试图让我们走进每个人物，却不可避免地消散了模糊而感性的冲击力，造成情感的巨大落差。可以说，升旗后重新将镜头对准一个个人物，甚至引出新的人物，所带来的不是对角色的深邃刻画，反而将情感由激发变成了煽动，显得刻意而让人反感。从展示回归到描写的过程，就是影片失去张力的关键所在。当焦点变得清晰之后，就被添加了太多不必要的修辞般的煽情，却无法让人达到真正的体认，还不如之前那些模糊的群像面孔更加动人。

这种多余还体现在对主观镜头的使用上，这是我不堪忍受的另一个重大缺陷。主观镜头的滥用极其影响我的观感，可能比升旗后的情节编排更令我难受。首先是白马，我们在太多战争片中见到过这种具象化的浪漫主义手法，它们往往脱离作品本身的现实性，不受外部世界影响，或者受影响较小，体现出一种极度符号化的、象征性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镜头。《八佰》中的白马同样如此，为什么不选择黑马或棕马？就是因为白马在视觉上显得更圣洁。

在激烈交火中，白马基本上来去自如，即使身上也有伤痕，但仍脱离了影片的真实语境，与脏兮兮的士兵和周围的废墟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这让它成为一种灵性与神性的综合，是游离于战火之外的，难以被消灭的一种情感化身。因此，白马的第一层意象呼之欲出，即每个战争片导演的惯有思路：以生命的纯洁美好反衬出战争的丑陋卑鄙。尤其当这种美好被玷污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出对战争的厌恶。但我认为，白马的意义也就到此为止了，再去揣测它是否体现了什么民族情感，什么家国大义和人性光辉都很勉强。

何况白马这个意象放在《八佰》中，本来就是画蛇添足的浪漫主义。因为影片前半段建立的战场图征，混合了高密度的纪实性与虚构加工出的沉重氛围，已经没有给超现实意象留有充足的展示余地了。我们只需要对准士兵们的面孔、行动，他们身上的物件（家书、照片、遗书、皮影），他们的互动和关系的建立，就已经完全涵盖了白马试图表达的一切，只是在观感上不够“干净”。除此之外，还有苏州河对岸灯红酒绿的租界，以及隔岸观战的同胞和外国人等等，庞杂的视点矩阵早就能很好地反映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和批判，那么白马的价值还剩下什么？纯粹是视觉上的设计罢了。但在我看来，这种视觉上的设计也是没必要的，它为了盲目追求某种艺术性，间接破坏了展示本身的集中性力量，不免本末倒置，顾此失彼。

于是，当后半段小湖北重逢白马，给它喂食，与它相依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白鬃野马》的镜头。要说把马这种动物拍的如此浪漫，如此彰显出它真正的灵性，它的生命力，它一切迷人的魅力的，至今没一部可超越《白鬃野马》。总之，《八佰》中的白马是一个赘余的意象元素，它大概只是为了用一种浪漫化的比喻，标榜一种不合时宜的形式语法，却也是过于常见而缺乏新意的手段而已。

更让我觉得违和的，是小湖北在哥哥牺牲后的两次纯心理活动镜头，把欧豪饰演的端午想象成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只出现两次似乎显得很克制，但哪怕仅仅是一次，也严重伤害了影片整体的表意效果。而这两段心理活动场景，在特效和造型上，又相对显得粗糙拙劣，更有一种破坏整体调性的反动。我有必要第一百次重申我的观点，即米特里对主观意识客体化的描述：对于电影而言，纯心理活动镜头基本不成立，多数为导演的生搬硬造。因为此类镜头任由具体影像歪曲想象中的意会因素，从而违背了想象活动的心理特征。

所以，电影的“主观意识客体化”是一条绝路。其表意方式决定了只能表现客体主观化镜头、纯想象性事物整体的客体化和闪回镜头。这些方式要么符合主人公的目光与心境，要么可以使幻想内容构成同质整体，消除从现实到非现实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要么符合客观内容的逼真再现，不会违背回忆的心理特征。基于这种角度，我对主观镜头也一直非常敏感，它很难与电影语言真正贴合。而极少数主观镜头用得好的导演，基本都是永载史册的大师。

不少人已经分析了租界-苏州河-仓库的递进关系。这种环境天然提供了一种戏剧张力，内里包含的是两岸人的心理状态、景观差异和最终产生交集的过程。相对于很多人所说的对“观看”的三重定义，和空间差异暗示出的地位、文化和心理的隔阂，我更感兴趣的是黄晓明特派员出场后，用一种另类的方式打破了第四面墙。当然，这个小处理无法挽救影片后段的垮塌，但确实令我会心一笑，随之思绪飞扬。

当影片镜头转到繁华的对岸时，租界里的人就是观众，在河边，在阳台，用望远镜，用摄影机观看着对岸的一切。而我们是这群观众的观众。同时，战斗间隙的八佰壮士们，也会望向天堂般的对岸，这种错综复杂的观看关系必会营造出一种丰富而迷人的语意。但本质上来说，仓库仍然是唯一的舞台，只不过里面的演员会偶尔直面观众席。而租界的人不仅是观众，同样也是演员，他们从身份、行动、文本、结构、场内场外等各种意义上，连接着银幕外的我们和仓库内的演员。身处租界的人必然将发挥能动性，比如杨慧敏、刀子等过岸者。从电影的表现形式而言，这本就有一种冲破银幕界限的互动隐喻。

同时，我们作为银幕前的观众，观看着租界的观众以及524团的军人，也就成为一种脱离文本之外的，唯有影像可以触达的递进关系。不同的是，租界的观众最终参与到演出之中，但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亲历，全程只能在“对岸（银幕）”观看他们。于是，这种无力感和纯粹的被动性观看，就会引导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回望这段历史？这个故事将与当下产生什么样联系，又会如何作用于我们个体？

因此，无论是否是创作者的明确意图，黄晓明说出的那段台词（表演就不提了），都成了后半段唯一的点睛之笔。这场死守的战斗，作为一次政治演出，是一场一开始就被放弃的、充满无意义牺牲的战斗。于是，战争巨大的荒谬本质立刻呼之欲出，而这段话也像是在对银幕前的我们而说的，似乎通过“演出”二字，提醒我们现实历史与加工后的事实的阻断关系。但这场荒谬的演出，终因人性变得有意义起来，壮士们的牺牲让租界里的同胞、外国士兵和国际记者产生共情，进而伸出援手。此时，影像穿透时空，勾连起我们与历史的感同身受。

但因为电影的风格和结构问题，这种感受没能从一而终。如果说前面是超越现实的虚构，那么后面就是退回到了戏剧营造的假象本身，失去与真实过去的情感连接。在面对冰冷残酷的历史面前，电影没能成为总结者和反思者，只起到了引路的作用，抛弃了深入探究的可能性。

最终，在各种意识形态的裹挟下，在展示本身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重构观看与被看的辩证关系中，在虎头蛇尾的结构和违和的主观镜头内，我不得不将电影视为一个回望历史的中介，并为事件本身散发出的性质而悲恸，却无法将之视为表达的终点，走向更深邃的历史反思。

我不喜欢《八佰》，但凭良心，我得承认它拍得好。阎锡山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尚且跳得如履薄冰，按现在意识形态的潜在复杂性，管导脚下那是鸡蛋成堆，可是人跳得比《芳华》还好。关键是脚丫子要抠住最大的那个蛋。但即便抠住了民族主义，你要跳舞那还是得八面逢迎，变身奇美拉，尾巴一扫就碎掉几个小蛋，给微博豆瓣溅上黄白秽物。无伤大雅，开播后票房能飞就行。焉知《八佰》不是今后国产战争片的新范式？

这个拼贴混杂的缝合怪实在是人文学科爱好者的福音，肥沃试验田，因为能插进去划拉开的缝隙实在太多了。于是我也把最近摸到的加速主义刀子伸过去比划。刀子挑开一道缝，我立刻就看到了很吓人的东西。比电影里战争场面的血呼啦哧更吓人，更不寒而栗。这肯定不是管导本意，但也绝非我个人主观臆断。在这样一个语境里，电影的客观性就在那里。

八佰勇士的逃离，是在逃离未来，逃向现在。

这看着有点迷糊。先从那条河说起，苏州河。

管导想要的是票房，越高越好；要高票房就要唤起观众的情感强度，越强越好；要唤起情感就需要打破“观看”的冷静对立，让观众切身“参与”到电影中去。于是观众在电影里就有了两种化身，其一是主角团，被收进四行仓库的散兵游勇，好莱坞式现代个体群像；其二就是苏州河对岸的上海市民，在电影的大多数时间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观看距离。而暗如黑镜的苏州河，就是横亘在影院观众和电影之间的那面屏幕。于是主角团试图逃跑，归鸟恋旧林，是现代人希望逃回到现代的安全的玻璃罩子里。但对岸居然不断有人跑过桥、游过河，奔向地狱般的四行仓库，在屏幕内外建起纵横交织的关联，这就很让人头疼了。到影片最后，这种奔向地狱的冲动具体化为侯勇教授替了望远镜的步枪，化为一条条伸向战士们的手臂。这一条条的都是伸进屏幕的观众的手臂，是来自现代文明的戴着手表涂着美甲的手臂；而手臂的主人安稳坐在沙发椅上，憋着冲动盈着热泪为战士们加油。他们终究没法冲过栏杆，冲进屏幕里去。

确立了屏幕内外/河流两岸的对立和互动，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屏幕内外，处在什么样的时间关系中？管导当然得往样板戏主旋律上靠，但又舍不得小布尔乔亚那部分票房。于是《八佰》不是连续性、因果性的历史主义叙事，不是“烈士鲜血染成的红领巾”、不是“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舍生取义。黄晓明特派员的“历史人民会记住你们”因为缺了旁证支持空洞无力，影片结尾的老上海/新上海切换也显得勉勉强强。民族主义当然是有的，但必不可少的对手却缺席了，因而民族仇恨也不再有。作为敌人的日本，在这个电影里成了遮遮掩掩的符号，刺杀俘虏与其说为了激发民族仇恨，不如说是承担主角团蜕变的叙事功能。而与日军统帅的会面，也说明这场战斗只是“服从上级命令”和个人主义的“男人之间的对决”。

《八佰》所展现的，并非历史-当下的关系，它更多立足在当下自身。在民族仇恨上避实就虚，相应的，电影里来自欧美世界的“现代人”戏份颇多，甚至这场战斗整个儿都是表演给外国人看的血腥真人秀。从这个角度上，甚至可以说《八佰》其实是现实主义的时代寓言。在电影的时间线里，八佰勇士浴血奋战，白人老爷抽着雪茄作壁上观；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欧洲文明世界也都将卷入大战，与远东战场同样凄惨酷烈。在现实世界，远东抗疫的时候不少白人老爷也作壁上观，但好景不长……

说立足当下，不如更进一步，说这个故事是无时空的。如果剥掉吉光片羽的老上海奇观、挡住洋人的摄影机和飞艇，将视线集中在阴郁可怖的四行仓库，那么在这里，时空背景是被悬置的，庞大的仓库仿佛漂浮在真空中。这种悬置处境，是参与电影的各方力量拼贴、拉扯与妥协的结果。在仓库里，无论是各怀心事的主角团，武装到牙齿的德械部队，还是大义凛然的谢团长，他们的敌人是来自外太空的未知而命定的灾难，早晚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仓库则成了存在主义式的荒谬地狱。《八佰》讲的是，在一个危机迫近、极端狭小空间内，人类被逼无奈而各不相同的反应。大部分来观光的，成了视死如归的战士；来了害怕的烂泥糊不上墙的，跑就跑了；德械部队也不是天然就视死如归，人体炸弹是被逼无奈又杀红了眼；谢团长，本来义正言辞，最后却戏剧性地陷入存在主义三问：我是谁，我在干啥，我要去哪？

在这无时空的处境里发生着残酷的故事。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观影的情感强度，《八佰》把观众按在座位上，扒开眼睛给我们看那些最血腥最暴力、最能引起生理不适的战争画面，又强迫我们合上嘴巴，把这些引起不适的异物慢慢化入体内。这比《湄公河行动》这样专注丝滑爽感的大众文化套路高明多了。先引起痛感再转化为快感，此之谓崇高，这是《勇敢的心》、《血战钢锯岭》的梅尔·吉布森式成神之路。不指向神，那么这种崇高感指向何方呢？指向已被各方力量拉拉扯扯减弱了势头、丢失了对手的民族主义？还是指向躲躲闪闪、最终由谢团长在桥上悟到的存在主义？

残酷就是残酷本身，它悬置了时空，不指向宗教，不指向民族主义，不指向西西弗斯，崇高化的升天之路最终无所归依。

或者能不能说，这残酷里头包含了一点点现实主义？

用拉康式的话来说，现实主义就是现实（reality）将实在界（the real）逐出视野之外，将现实自身看作唯一真实的思维方式。如Mark Fisher所分析，在浪漫主义者科特·柯本自杀身亡后，反抗性的摇滚在现实主义的嘻哈面前黯然失色；而对新一代嘻哈歌手来说，对青年文化革命性的任何天真希望，都被对残忍现实的冷静拥抱所取代。所有感伤浪漫都是需要剥除的幻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丛林法则、剥削与被剥削才是唯一的现实。这是种抑郁症式的狭窄视野：一切积极状态，一切未来，一切希望，皆为幻象；认识真相，就是认同并接受这世界的残忍与荒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慈欣的《三体》正是这么一部现实主义科幻小说，它得以流行的条件是窃格瓦拉和三和大神。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八佰》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它是悬置了时空的现实，无民族的民族主义，无主义的存在主义，碰了壁的崇高感。中枪就伤口炸裂，命中要害就死。在《八佰》中，观众是河对岸的围观市民，也是银幕外的观影人；要打破河流的界限、屏幕的界限，就得让观众对战士的痛苦感同身受，让观众将残酷消化为自身的一部分，让观众怀着受虐狂的炽烈情感扑向地狱。这是种脱敏的电影医学，它想要观众挥泪认同的，是观众的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酷烈。

如果说《八佰》的时空悬置、历史淡化不属于过去，其凄惨酷烈的程度又显然并非观影人的现实，那么是否可以猜测，这种现实主义是一种来自未来的现实主义？

从未来返回现在——这是一种加速主义的时间观念。加速主义是克苏鲁的哲学，是对一个必然到来的人类末日的预感；Nick Land这样的巫毒术士，在谵妄中收集信仰的力量，强化海底克苏鲁与地面现实的关联，好让那巨大的触手早点撕裂僵死的现实。也是终结者的哲学，来自未来的人形杀戮机器，提前解决一切反抗力量，为机器的统治铺平道路。让那命定的末日早点到来吧。从未来回到现在，再从现在冲向未来，这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回路（Circuitries），不断加速、逐渐炽烈灼热，最终熔毁在混乱的地狱中。

对《八佰》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奇美拉来说，那些通常的单一路径阐释都无法贯彻到底，这反而给加速主义式略显单薄的阐释腾出了空间。不妨将《八佰》倒过来，把它视为一个未来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如何？

那末日般断壁残垣的上海因此得到了解释。被战争毁灭的仿佛不是1937年前的上海，而是2020之后的上海。在电影中并未现身，而只是通过方言出现，通过口音召唤着观影者认同的天津、东北、陕西、湖北、四川，也并非来自1937年的地图，而是来自2020年的地图；它们是安全的玻璃罩中的家乡，却不得不面临未来上海纷飞战火的威胁。那充满科幻感的飞艇与高达般的巨型推土机得到了解释。苏州河，此岸是地狱般的未来，彼岸是安全的现在。那终有一死的焦虑感，和来自外太空的敌军攻击也得到了解释。这场发生在未来的战争，是观影人那挥之不去的危机感，是《杀生》中最终滚落下山、碾碎文明的山顶巨石，也是《你的名字》里从天而降的巨型陨石。

误入四行仓库、卷入战争的主角团所经历的，正是观影者自身的未来，是观影者自身的必然命运。上海市民伸向冲桥战士的手臂，正是观影者的手臂，伸向未来地狱中受苦受难的自己。在我们坐在沙发椅上的观影者当中，没有人想面对凄惨酷烈的地狱，但是也许（必然？）有一天，在特定的情境下，在外在力量的压迫下，我们不得不将手中的望远镜换成步枪瞄准镜，不得不给自己挂上满身手榴弹，甚至不是被迫而是主动地奔向地狱、拥抱地狱，怀着满眼热泪、满腔壮怀。这样的事在现实中难道没有吗？毕竟这一类电影已经开始了脱敏治疗；而作为一个战争题材的大众文化工业产品，它就像一个参加无尿检短跑比赛的运动员，必然身不由己地，闭着眼将民族主义的兴奋剂注入自己体内。

来自现在的主角团统统死在了未来。来自未来的谢晋元团长，带着他的战士们正逃出未来，冲向安全的现在。我在桥那头的现在热泪盈眶，恨不得伸手拉他们一把。可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谢团长率部到达租界后，却被缴了械，受到俘虏般的待遇，不久就遇刺身亡。一个从未来逃到现在的预言者，想来结局也大致如此。

后浪，你该往哪里跑。

我裤子差点毁在这部电影上了。

电影上映前上就诸多言之有物的差评，今天亲身看完电影的感觉，所言非虚！！

比起八佰这个题材，我本人对管虎导演的个人能力怀疑更大。他历来把电影拍得疯疯癫癫，又喜欢滥用象征和隐喻去掩盖一些不敢公开示人的价值观点，关键在于每部电影都假高潮，文本也不好看。

今天看八佰，前半部分尽管战争场面明显不符合历史（双方军队的纪律性都好差，战术都好蠢），剧情也不符合逻辑，价值观也令人欲言又止，然后就对那种德械审美、咆哮式治军硬吹……我都还算坐得住。

接下来到了黄晓明饰演的党国上峰来对谢晋元劝晓以“理”那段——我就记了个印象。好像说的是，这场战就是被日本人揍了躺地上撒娇，演戏给帝国主义爸爸们看的，期望帝国主义爸爸们看到别人家孩子打我屁股多疼，生气了去骂他的爹妈；结果现在欧爹美妈自己闹脾气，没人管我们了，演不下去了，要逃到割让给洋爹妈的租界去“保留些种子”，“让那些杂牌军断后吧”。

我心说哎哟，管虎让人意外啊，这段台词不把光头党的底裤都给扒了吗？？难道前面铺垫那么多，是为了最后反转来个大批判？这按新中国后的价值观，谢晋元要不憋出一个临阵抗命誓死不撤，这个“孤军唤醒国人”的大牛皮怎么圆得回去？

本来这个尿点我已经憋了一瓶可乐的尿了，反倒是坐了下来。眼看剧情就要到最后的高潮，最后的决战了，我 倒要看看管虎怎么才能把剧情圆回来！！

结果最后的剧情原来是，谢晋元对着他刚下令洗过断头澡的这几百名士兵，一顿训话猛如虎，大意就是真的要 “成建制、整齐”地撤离到租界了！！而且还真的让杂牌兵断后了！！！

然后整个剧情的高潮就是，在杂牌兵和伤兵们挺胸抬头走出去送死（？？？）的同时，几百个全副武装的德械精锐，丢下尸体和伤兵，用德械吹最喜爱的整齐划一的号令，冒着日军的猛烈炮火，面对对岸无数平民殷切的目光，不顾伤亡，集体冲向租界的大桥！！！

租界的大桥 ？？

？？？？？？？？？？？？？？？？？？？

我靠管虎原来是这么给溃逃洗地的啊？！！原来根本就不洗啊？！！直接就放礼炮“转进”了啊！！！！！

看到电影最高潮的那一幕，一群弓腰如猛虎的德械精锐，在营长的一声“冲啊”的大吼下起身狂奔，我一瞬间产生幻觉还以为是吹响了反攻上甘岭的号角了——现实却是喊着 “不要恋战”、“不要回头”，面对着自己的人民，背对着屠杀自己的敌军，想逃到别的帝国主义爸爸从你中国抢走的地盘里逃命？？

我特么————————差一点就把尿给气出来了！！

查一查这是75年台湾版八佰设计的虚假桥段，国民党那些窝囊废一辈子都在给帝国主义爸爸演戏，一辈子都转进，拍出这种剧情来他们还自觉心安理得。你管虎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人，居然连这陈年老屎都吃得下去？？

即便吃的下去，问题在于这个结局也把整个电影的逻辑毁了啊！管虎你处心积虑编了那么多剧情，编出了一堆被孤军感动的皮条客、戏子、妓女、青帮、赌场黑帮、外国记者甚至还有汉奸双面间谍……只为了圆一个国民党吹了几十年的谎：孤军奋战激发起国人的民族情绪、最终获取抗战胜利……

但电影中谢晋元 “冒着敌人的炮火，撤退，撤退”的理由是 “保护德械种子”，那这些 “德械种子”后来在租界下场如何？谢晋元本人下场如何？？保家卫国的军人从战场上丢下死者和伤兵逃走，面对自己的老百姓，背上受敌人的伤，宁愿受如此奇耻大辱……换来在祖国被帝国主义者侵略强占的土地上，最后手中没有武器被敌人俘虏、奴役？？？给管虎这么一演本来颇有气节的孤军就纯粹是贪生怕死的军人败类了啊？？

至于管虎花掉好几成笔墨，着重描写的那些被孤军感动的青帮、黑社会——他们几成在四一二沾过烈士的鲜血，又有几成在上海沦陷于日寇时甘心做了汉奸？

而管虎导筒里那些被孤军所感动的列强爸爸们，什么泪流满面拍摄战局的洋记者，气愤至极向日军方向开枪的租界士兵——日军统治上海的时候他们在干嘛？孤军被交给日军时他们在干嘛？

电影结束了，一个大镜头从战火后的四行仓库直接变成了今天金碧辉煌的上海滩头景象，可管虎这部电影中 “演戏给帝国主义爸爸看”、“转进到老百姓中去”的历史逻辑，和今日上海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恐怕只有在台湾天天演习 “飞机撤退”、“地堡逃亡”、“军力保全”，以求支撑过两星期获得美国爸爸 “调停” 的那帮货色，才可能对管虎八佰的历史逻辑投来会心一笑吧（然后转过背去继续骂死一个少一个）？？还说不是跪舔金马奖？

真是气死人了！！下次再要去看网上差评如潮的电影以身犯险，一定要不喝水！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 评《八佰》

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名叫《做个勇敢的中国人》的影评，那是写给《金陵十三钗》，在那篇评论中，我质疑我们是否为了歌颂的目的而刻意美化了历史，比如将片中女性的悲惨命运描绘为“崇高的自愿牺牲”，又比如将片中的中国军人描写的神勇无比悍不畏死，如果真这么能打，又怎么会有南京大屠杀？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说：“有一部电影更应该拍：《淞沪战役》。那是一场惨痛的失败，绝不光彩的战斗，七倍于敌的兵力，巨大的伤亡，几年前还在内战的乌合之众，群氓般的士兵，抽大烟的将军，勾心斗角的派系，最先逃命的官员，直到最后的大溃退。那个故事里却一样有真正的人性，一样有在大败逃中死战到最后的人。做个勇敢的中国人，先从直面历史开始。”

然后，过了将近十年，终于等到了这部《八佰》。

这一次，我们有没有勇气直面那段惨痛残酷的历史了呢？

评价电影之前，我们先看看真实的历史。

当年大清灭亡，袁世凯称帝亦覆灭，中国陷入军阀混战，日本趁机侵占东北，东北军不敢抵抗，为保存实力，撤入关内，国人深以为耻，要求抗战呼声高涨。

但以当时中国之贫弱，若全面开战，能是收复国土，还是会丧尽主力而溃败，甚至丢掉半个或整个中国，没有人敢预言。不打，丧权辱国，打了，打不赢，可能亡国，而要打，还要打赢，对当时的中国军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中国国民，也都对“自己的军队”没有信心。只因当年的军阀部队视民众为鱼肉，一心争抢地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民众又怎会对这样的军队有好感？

但若大一个中国，四万万国人，就真的没有勇士了吗？

其实在东北，就有无数人站出来抵抗；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使日军伤亡惨重；1933年，长城抗战，这一次东北军退无可退，只能与中央军西北军联手抵抗……这些战斗使中国人明白，日本人也没有那么可怕，只要敢打，敌人也是会怕会死的。

终于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8月8日，举行北平入城式。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两日军要闯入被守军打死，日军调兵上海。中国军队决心抢先进攻，将最精锐的德械师88、87师投入上海，此后两国不断增兵，中国投入60多万兵力，日本投入十几万兵力和海上舰队，上海变成血火绞肉之地。

但随着为数不多的精锐部队损耗，各地赶来的“杂牌军”作战能力低下，而日军从南北两侧登陆，准备合围中国军队。当时国民政府还幻想着再多撑几天，就能等来“国际干预”，再加上如果上海失守，对国民士气影响极大，而迟迟不肯撤退，直到形势极度危急，几十万军队即将被日军合围时，才匆忙下令撤退，导致撤退变成溃败，中国军队损失惨重。

整个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伤亡三十多万人，日军伤亡约六万人。

中国军队无法守住上海，且伤亡是日军的数倍，这一是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由各地杂牌军组成，武器装备和战斗素质都远不如日军，二是指挥上前期硬打硬拼伤亡极大，后期精锐拼光了，剩下的军队虽多却战力和士气低下，不撤，被合围就是全灭，一撤，就成了大溃败。

然而这场战役也证明了中国军队是有勇气有决心和日军一战的，精锐军队能给日军造成极大损失，而各省的杂牌军们之前虽然还在打内战抢地盘，但面对外敌却也能同仇敌忾，装备素质都极差但也敢与日军殊死拼杀，甚至向日军发起冲锋，极为悲壮。

我查到的淞沪部队参战资料

中央军：1师、3师、9师、11师、14师、36师、67师、78师、87师、88师、96师、98师、独20旅、中央教导总队、 税警总团

浙军：6师

湘军：8师、15师、16师、18师、19师、23师、46师、53师、62师、63师、77师、109师 、128师、新34师、预备11师、独37旅、暂11旅、暂12旅、暂12旅

鄂军：13师、79师、167师

川军：26师、133师、134师、135师、144师、145师、146师、147师、148师、独13旅、独14旅

西北军：32师、33师、106师

豫军：40师、45师

鲁军：51师、58师、独45旅

皖军：44师、56师

闽军：52师

苏军：55师、57师

粤军：59师、60师、61师、90师、154师、156师、159师、160师、独20旅、66军教导旅

黔军：102师、103师、121师、独34旅

东北军：105师、106师、107师、108师、109师、111师、112师

桂军：135师、170师、171师、172师、173师、 174师、176师

在这场战役之前，他们并不是“中国军人”，只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桂军、川军、粤军，湘军……是各军阀们的爪牙，是被抓来的壮丁，只知有官，不知有国。但在上海，面对外敌时，他们千里而来集结到了一起，真正成为了一支军队，在国人面前，在外敌面前，在列强观战团面前，他们只有一个名字：中国士兵。他们从之前的为地盘而战，为权力而战，终于开始真正的为国家而战，为民族存亡而战。

这支军队，装备和训练不如日军，有些还拿着大清的汉阳造，穿着草鞋，甚至鞋都跑没了的跨越千山万水赶到战场。很多人士气低下，贪生怕死，不知国为何物，只想回家种田生娃。军官素质也不高，对士兵往往只有打骂，极少有能慷慨激昂做保家卫国思想动员的，喊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敢后退就毙了你”。更有些军官自己先逃了。高层指挥上一味死拼，不能及时撤出，造成巨大伤亡和溃败，直接导致南京失守。这些都令人痛恨长叹。

但也正是这样一支军队，将骄狂到以为自己可以灭苏踏美、可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挡在了上海三个月。以当时日本陆海军战力，纵然是美苏英法德，又有谁敢说自己可以轻胜？俄国曾被日本击败，苏联在诺门坎坦克大炮是日军数倍仍然伤亡巨大，英国被日军轻取了香港和东南亚，美军在太平洋诸岛上以压倒性的兵力火力打到现在还会做恶梦。而列强都没有真正和日陆军主力全面长期作战过，只有中国，面对百万日军独撑了那么多年。

仅夺取上海，日军就伤亡数万，之后还有上高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以及敌后无数人的反抗……让日本人明白了中国虽弱，却不可欺。中国人看起来一盘散沙，但匹夫之怒，亦能流血千里。中国人可以流尽鲜血，但在那之前，所有想灭亡中国者，先会流尽血而亡。

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在一次又一次庆祝胜利的纪念日里，又如何评价上海的一间小小仓库中的几百孤军呢。

这些军人其实是个弃子。在主力溃退后，他们被留下，望着一河之隔的歌舞升平，戏台之上，唱着孤军勇将的戏码。这是一种表演吗？或许是，要给英美列强看，告诉他们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给日本人看，告诉他们中国仍有勇士，给中国人看，告诉他们有人还在战斗。

大局需要弃子，政治需要表演，宣传需要大义，但那些被留下的人，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这一次演出。

当我们要拍一部名为《八佰》的电影时，我们想纪念的只是这几百个人吗？这几百人真的全是英雄吗？中国只有这几百人是英雄吗？不，当年参战的无数人里，有勇士，也有懦夫，有好汉，也有恶棍，而更多的只是普通人，他们会害怕，会有欲望，想回家种地，想有岁月静好的生活，但他们无路可退，身后就是上海，身后就是南京，身后是整个中国。

我们要纪念的，是所有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的人。几百人，能映出百万人，千万人，亿万人。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置身于那时那地，又是否能比他们更勇敢？

看到电影中那些士兵绑着手榴弹一个个高喊名字跳下楼去时我落泪了，我的泪水，并不是因为电影里可能经过虚构加工的情节，而是为那些历史上真正用血肉筑起了长城，却没有机会喊出自己名字的人。

我很害怕我们的文艺作品会为了某种表达，而放弃历史的真实。比如为了歌颂，就将凡人打造成伟人圣人，或为了批判，又将他们塑造的丑陋不堪。那都不是历史的真相。

历史的真相，随着亲历者的逝去，已经变得模糊而不可寻，才给了后人随意涂抹的空间。汉武如何说秦皇，大清又如何著明史？不吹不黑的面对历史，真的太难。

相信当年的中国士兵都神勇无敌深明大义，那是没有脑子，但若是认为他们都是混蛋懦夫，那是没有良心。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从直面历史开始。

文/东SIR

公众号；抛开书本

原定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片，后因“技术原因”取消的《八佰》，终于在我们听了一年故事后，在2020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那一天，宣布了上映档期，不知道是该感叹“天道轮回”，还是感谢这一年来中国电影的“技术进步”。

由于影片还未公映，我们对于其内容所知甚少，现在所能知道的就是这部影片的内容是“淞沪会战”中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而今天——8月13日，就是“淞沪会战”开战纪念日，八十三年前的今天，“淞沪会战”在上海拉开战幕。

现在我们既是为在看影片之前了解一下影片的背景，也是为中华民族不能遗忘的那段历史，来重温一下“淞沪会战”。

战争

这里所指的“淞沪会战”是指“第二次淞沪会战”或者叫“八一三淞沪会战”。（此前在1931年1月28日中日双方在上海开战，称作“第一次淞沪会战”或者“一二八淞沪会战”）日本教科书把它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

战争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终止于1937年11月12日。历时三月，中国方面投入148个师、62个旅共计80余万人，死伤30万人；日本方面投入8个师团、2个旅团共计20万余人，死伤4万余人。是整个抗战中规模最大、死伤人数最多、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开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迅速穿透华北，8月上旬兵峰直指上海，叫嚣“三月亡华”。

中国军民抗战声强烈，特别是作为蒋公嫡系的黄埔军校学生请战欲望强烈。

陈诚将军献策要把战争走向“从北往南”变成“从东向西”。中国地势“东低西高”，在历史上“从东往西”打的战争未有胜迹，石达开辈皆是例子。

然而上海并非理想战场，因为日本海军非常强大，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上海临近江、海，在上海开战，中国军队就可能面临强大的日军舰炮、舰载飞机的威胁。

于是中国军队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在苏州、无锡、常州一带布下二道钢筋混凝土军事防线——吴福线、锡澄线。

然而蒋公决意在上海打这场战役，理由是以当时中日两军的实力，在任何地方作战，中国军队要赢都是很困难的。然而中国军队必需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无疑上海作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城市，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于是中国军队迅速向上海集结。12日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中国军人了。13日中国空军向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虹口基地发起进攻。14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精锐的德械师87师、88师开始主动出击日军。

日军迅速做出反应，战况激烈，一个小据点一天双方易手可达十数次。

军队

23日以后日军精锐援军到沪。中国军队策略开始从进攻变为防御。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双方都不断增兵。

中国军队精锐尽出。三个王牌的德械师、陈诚的土木系……各地方系也都派出最能打的队伍投入战斗。

桂系来了其精锐的号称“钢军”的第7军，并最终把二名高级将领的生命留在上海。

粤系来了其精锐的号称“铁军”的第4军，北伐时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就出自这部队，并最终把一名高级将领的生命留给了这场战争。

数月前还因西安事变和中央军兵戎相见的东北军也来了，和当时的对手并肩作战，其最精锐的第67军也把他们的军长永远留在了上海。

………………

战场

淞沪会战还有一个奇特的景观是，因为上海有租界。战争只能在苏州河北岸的华人界打，人们纷纷涌向苏州河南岸观战，它从而成了世界战争史上很少见的有实时现场观众的战斗。

这样也就涌现了很多故事：有四行仓库保卫战时，女童子军杨惠敏横渡苏州河送国旗这样感人故事；也有陈诚将军后来回忆录里面写的遍地是汉奸，日机在空中飞过时，总有人在下面用镜子反射引路的尴尬故事；也有中日双方的败军只要缴械退入租界就能获得暂时安全的让人无限感慨的故事。

战况

战争如火如荼的进行，像一台绞肉机一样吞噬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冯玉祥将军回忆录里面写道，一个杂牌师上去顶4个小时；一个精锐师上去顶8个小时到一、二天；三个德械师或出自陈诚土木系的超强师上去可以顶一周。

这场会战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

88师264旅阵亡一千多名官兵，旅长黄梅兴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8月14日，身先士卒，被一片弹片击中腹部阵亡，是战争中第一个捐躯的高级将领。

罗甸争夺战，双方你来我往打成拉锯战，其程度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来最激烈的战斗，第67师201旅，蔡炳炎旅长高喊：“本旅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进者生，后退者死，其各凌尊。”全旅阵亡。

宝山保卫战，姚子青营长率第98师292旅583团3营500将士奋战七天，仅1人生还，最后姚子青率最后的二十多名战士和日军浴血肉搏，最终全体壮烈殉国，赢得对手尊重，日军安葬了他们的尸体，列队鸣枪致敬。这一部分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捍卫者》。

四行仓库保卫战，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四百多名壮士，号称“八百壮士”……这大概就是电影《八佰》表现的故事.

………………

战争中伤亡最重的是蒋公嫡系的黄埔师生。在战争结束时，胡宗南致信戴笠哀叹说黄埔系损失惨重。

战果

“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败退告终，然而中国军人虽败犹荣，历时三月的抗击使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三月亡华”的妄言破产。

日军此前迅速的穿透华北的战斗在很多人看来有局部战争的意味，通过“淞沪会战”抗战变成全民抗战。

战争中中国军人表现出的抗战到底的坚决，让人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

可以说“淞沪会战”是中日决战的开幕式，是烈士们用鲜血、用生命感召了世人，中华民族前赴后继，在八年后——1945年8月15日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添加微信paokaishubenxbb加入全国影迷群

很多年后，当我回忆起那夜《八佰》的放映现场时，将会萦绕着一股香油味。好吧，是我旁边一位女士的食物增添了另一种感官维度。趁着这股意犹未尽的味道，我散漫地谈谈脑海中留下的印象。以下观点仅代表昨夜的我，与今天的我无关。

总体而言，这部影片的叙事视角都是基于小人物，依然没有给国军官长以直面不讳的主角待遇。

我等了一个小时候才终于有一个有力的特写，来自一个即将死去的中国军人。

除了笑张译对一个懦弱者活灵活现却难免油滑的表现之外，观众一直很平静。

整部电影没有专心经营好一个人物，与其说是群像表演，不如说更接近于印象式的表现。像张译的出色，也是和故事本身关系不大的出色。我很怀疑里头的每个人物能够真正走进观众的内心，叩寻到真切的认同感。

这部电影只拍八百壮士的故事，淞沪会战的正面战场完全没有提及。当电影进入主体叙事时，大场早就沦陷，国军大部已是撤退的尾声。

今日四行仓库遗址和晋元纪念广场

守卫四行仓库的是88师262旅524团的一营。电影中提到，88师曾补员五次，八百壮士的主体已经是各省保安团。真实历史中，更准确地说，已经是湖北保安团。

片中赋予他们具体化的人格，他们并不是王牌军，也不是地方派系，而更像是临时凑补的壮丁。他们嘴里念的是水稻，他们就是普通农民。除此之外，他们中还有东北军旧部，被表现成很孬种的角色。

仓库中的四五百国军，在各种陈述口吻中都被视为壮士、英雄，但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了合理地人性化地展现，他们之中也有弱者、怯夫。

当然，事实上，里面还有一部分中央军骨干。我们听到有一个片段，几个黄埔同学围坐在一起，轻声哼唱黄埔军歌的情形——轻声哼唱，而且没有字幕，歌声和镜头一闪即没，显露出有趣的意识形态上的忌惮。

谢晋元与守卫四行仓库的四位连长，从左至右：邓英、雷雄、上官志标、唐棣

机枪连的雷雄连长，上官志标连长，背着手榴弹跳楼的陈树生，甚至是壮士的指挥官与精神代表谢晋元，这些国军官、兵的形象通通都是模糊、薄弱的。很大程度上，与其说他们是一个人物，不如说他们只是一串姓名符号的借尸还魂。

大多数时候，谢晋元是不在场的，在场的时候，一半时间他站在二楼，对楼下空地上的士兵作着一场又一场只具有符号意义的讲话。一束强光从他的脑后逆射而来，使得他的面目和身躯完全沉浸在光晕之中。他的声音是如此无力，而他的形象是如此模糊。

可以说，四行仓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在片中是最缺乏力度的角色。但这和演员的关系真的不大，我认为片中没有一个没发挥好的演员。你可以说杜淳塑造的谢晋元在有限的发挥余地中是出色的，谢晋元在他的演绎下是一个无限寂寥、凄凉的悲剧英雄，但这个形象显得非常地脆弱，远未能表现出他阳刚、壮烈的一面。当你听到他说话时，你会觉得他的躯体里是空虚的，好像没有重量。虽然所有人物都缺乏血肉，但谢晋元毫无疑问是最缺乏内容的。

造成这种效果的，是镜头的拍法，更是创作意识的怯懦。当你拍八百壮士时，是不可能绕过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这些国军长官的。但是当你不敢重笔描摹这些人物时，这部影片的价值就已经大打折扣了。如果是艺术家的话，这部电影就不该拍了。

本来放弃对淞沪会战的整体呈现，只表现对整体局势并无左右之能的一营孤军已经是很大的退让。可是现在，还要更进一步地退让。那些确有其名的人、实有其事的段落，退位成背景和符号，本该属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只能由被虚构出来的人物和动作所填补。

既然中国军人的形象都如此单薄，日本人的形象我们就更难去苛求了。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待，看它是否会展露出日本人的人性。我确实等到了，在影片一个并不高明的虚构情节中，士兵被要求杀俘，一个年轻日本士兵的恐惧和求饶在那一刻是人性的。但仅此而已，此外，日本人有形象的只剩下一位长官，这个形象完全没有超出过去影视作品中对日本人的扁平刻画。其余的日本士兵，都只是战场上跳动的人影和数字而已。

主题上也毫无突破和新意。基本上主题就是，原本只具外交意义的四行孤军，通过四天五夜的奋战，为溃退无能的国军挽回颜面，令列强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也唤醒和振作了国民抗战御辱的意识和信心。影片通过各行各业、各种各色的人物来说明，全面抗战是全体国民之责。这些人物不光有军人，有童子兵，有农民，还有商人、黑帮、妓女。

但是这能否立得住脚，得依靠逻辑链的最初一环——国军真的无所作为。取得国际尊重并不是八百壮士的事迹才有的，在此之前淞沪会战打了近三个月。但八百壮士确实具有特殊性，就像一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片，在各国势力、中外媒体的注视下，成为巨大的新闻事件和抗战标志。

但影片最后租界内的洋人武装也受到感召，为孤军开枪助阵，这个情节实在令我怀疑其可能性。国际上感佩孤军的忠勇善战，是真实的，但以资料中显现出的租界势力之软弱、自私、蛮横，开枪助阵实在过于艺术化。要知道，各国租界代表的是各国的政治立场，蒋介石用那么大代价打这一场大会战，包括最后大军撤退还留下一支孤军，很大程度上，就是想以战促和，打给国际社会看。倒不是和日本人直接谈，而是敦促国联能够干预日本的侵略。

然而三月战罢，边战边寻求外交施舍，最终是两头落空。脊梁骨头都打断了，也没换来各国对日方的实质制裁。所以，会战期间，国联九国之绥靖已经展露无疑，以他们对日军的忌惮、恐惧，很难有开枪助阵此种强硬的行为。

事实上，后来八百壮士退入英租界，怕事的英国人当场就将中国军队的武器给缴了，谢晋元部沦为孤军营，陷身租界，不得自由。数年中种种监禁、控制、冲突更不必说了，而这一切都是基于对日军的畏惧。

杨惠敏

片中充满演绎、虚构成分。对于一部艺术作品，哪怕是一部重要的历史作品，你也不能要求它一定要忠于史实，但如果演绎和虚构削弱了真实原本具备的力量，我们为什么不能反问：为什么不遵循史实？

一个一个背着手榴弹从窗口跳下的士兵，那是一种苍白的悲壮。时代往前飞逝，而创作者的意识和手法还停滞在十几年前，实在悲哀。中国军人在抗战中的表现，其懦弱，其英勇，其活生生的真实的细节，根本毋须脱离实际的渲染、夸大，已然是力道充沛的素材。

冒死拉电话线的情节可能是离现实性最为遥远的一段虚构。这一段悲壮有余，却好比《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差别。其实仓库中本就有电话线。要知道，四行仓库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这么坚固的掩护条件，原本就是88师的指挥部，能不配备电话系统吗？不过从电影处处自由发挥的风格来看，倒也不应苛责。

杨惠敏献旗的故事，可能是这四天五夜的故事中流传得最广，却最为失真的一个。这是受当时的的报道策略，后来杨惠敏的夸大，其他次要当事人的知情所限的影响。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游泳献旗的事是没有的。

片中至关重要的场面垃圾桥，很多百姓死在这里，日军开枪杀了很多人，但是事实上除了最后撤离的那一场战斗，垃圾桥平时恐怕并没有这么危险，杨惠敏也无需将旗帜裹在身上，渡河泅献。电影中还将杨惠敏脱下外衣，取下国旗的一幕，处理成“姜武”偷窥看胸的情节。

真实情况是，杨惠敏的确很勇敢，很热心，不过她不是十七岁的少女，有二十多了。27日晚，她站在桥上，冒着生命危险，朝仓库大声喊话，要求进入仓库服务。雷雄请示谢晋元，谢晋元不许。但杨惠敏不走，还问守军需要什么。谢晋元让雷雄转告：“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国旗。”天亮前，旗帜送到，次日上午从仓库楼顶升起。

但紧接着谢晋元就打电话，要求提供一面更大的国旗。当天下午，谢晋元派人与杨惠敏再次取得联系，拿到一面巨幅国旗，当时就升了上去。原先那面国旗改挂在靠近租界的侧面。

当晚深夜，童子服务团在叶春年带领下开车绕道而来，再次送来一面他们手中最大的国旗，杨惠敏和记者曹聚仁也随同来了，但谢晋元忙于军事，没有接见他们，由雷雄代为接见。

负伤的士兵被转往租界医治，事先已统一口径，当被问到仓库有多少人时，回答：“八百人。”

电影中也有一名上海本地的方记者进入了仓库，仓库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就是由他问的，这名记者的原型应该就是战地记者曹聚仁。

可见献旗一事之所以叙述混乱，是因为送了三次，而且献旗者不止一人。出于众人人身安全的考虑，也可能有媒体追求英雄叙事的本能，杨惠敏被推到了前台，凝练成整个事件中一颗闪亮的符号。

被淹没在日军太阳旗之中的四行仓库楼顶突然高悬起飘扬的国旗，且一面比一面大，这激怒了日军。影片中据此演绎出在敌军飞机轰炸下的护旗壮举，只能说这很符合商业片的戏剧化逻辑。但我没有看到日军出动飞机轰炸的叙述，日军主要在一旁的交通银行窗口对我军攻击，并派出了坦克、掘土机和驾着机枪、迫击炮驶入苏州河的汽船——但由于忌惮租界，河道狭窄，加上中国百姓集中船只，设卡阻挠，水面攻势没有得逞。只是，日军的进攻并没有专注于楼顶的国旗。

影片中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情节还有中日两方指挥官，分骑黑白马，于战场对峙喊话的情节。日军指挥官向谢晋元强调，这是一场事关你我二人的荣誉之战。这又落入了以往刻板叙事的巢穴——对日本人的个人荣誉感过分的渲染。

当然，在二马对峙的那一刻，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两个民族仿若正邪对立的较量。这匹莫名出现在银行仓库的白马，贯穿全片，它象征的是谢晋元为代表的每一个为抗战付出努力的中国军人的精神，你也可以称之为“民族的脊梁”。这固然雄浑，但还是一种套路并太过简化的英雄叙事和民族叙事。观众绝不是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走进电影院，安静地坐下来等待的。我们当然希望看到的是更复杂，更细微，更新颖的表达。

就这个情节展现出来的意识而言，它与片中的戏曲元素是相仿的。片中的戏曲艺人、戏曲唱词、单骑闯关的赵子龙，都是这种二元化与刻板概念化意识的体现。当然，你也可以说它出自底层平民视角，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国民意识。影片中的戏曲元素，演绎成分，在套路化和戏剧化的层面上看是非常好的，但无疑却在削弱影片的精神性，让它始终只能停留在肤浅的状态，无法深潜下去，讲述出一些更为冷静、更为丰富的东西。

身骑白马的谢晋元

影片中刻意赋予人物方言口音，却又缩手缩脚，不敢彻底方言化，使得每一种口音都沦为普通话和方言蹩脚的杂交。当然我也认为彻底方言化绝不是明智之举，影视剧中对方言的选用本就是一门难度很高的学问，我认为一般最好还是使用普通话，想要试图融入一点地域特色加强真实感，反而提醒了观众，你们看的是一场假戏。

一场戏看下来，最令人出戏的恐怕就是谢晋元的口音了。谢晋元是广东梅县人，似乎应该是客家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应该讲客家话，但片中的谢晋元带的口音似乎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东话。我还是要强调一遍，杜淳是一个不错的演员，但当片中的谢晋元说出蔡少芬式的普通话时，我会疑虑影片对谢晋元的态度是否有一种无法言明的暧昧。

按理说，谢晋元是民族英雄无疑了，但片中对他的刻画都是充满“阴影”的，而且频频不在场。当这难免有些滑稽的口音出现时，你心里会闪过疑问，这究竟是一种正面的呈现还是负面的呈现？难道我们在用一种负面的手法表现一个英雄人物吗？果真如此，那真是影史上的一出“壮举”。我想这已经无关乎电影，就像片中最后，谢晋元被告知的一样，一切都是政治。对最应该被凸显的谢晋元如此处理，体现的正是如今的政治尺度。

当我们说到电影中的政治，不得不被说到的就是那面飘扬的民国国旗。升旗、护旗的情节在片中是一个高潮段落，但这一段最令我饶有趣味地注视的却是对这面旗帜的展现。不揣冒昧地说，片中的外国国旗都能得到从容的展现，片尾甚至有超大幅的外国旗帜，这面民国国旗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给它的镜头着实不少，可见是想痛快地展现，但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远远的模糊一团。

显然摄制组为此也费了一番心思，有一次给了个背面镜头，隐隐绰绰地映出其图徽。还有一次对旗帜非常近距离的展现，我印象中是旗帜炸倒后被重新扶起的桥段，那一个镜头主要是落在旗杆上，随着旗杆上抬，将将露出迎风招展的红色一角。就在图徽将要露出的一刹，镜头切掉，好险！这一段是为讴歌护旗壮举，但壮士们护的却是一面不能被我们看清的旗。

影片中最令人失望的政治，还是对抗战中国军的整体评价仍是负面的。这从一开始对国军溃退这一段的截取已经明确表意。之后在片中也在暗示淞沪会战中的国军是懦弱的和令人失望的。一路顺下来的逻辑就是，因此他们没能唤醒那些醉生梦死、麻木不仁的租界人士，没能凝聚起国人百姓共御外侮的力量。是坚守四行仓库的战士们替国军挽尊，重塑了民众的信心，打动了寰海内外。可是，如此脓包的国军，将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一味的赞美毫无必要，但基本的尊重必不可少。

对国军这一长久的负面印象也影响到了八百壮士。其实早在当时，毛泽东就将八百壮士定性为“民族革命的典型”，号召广为宣传。八百壮士的事迹直到如今，也令人感怀，人们的情感是依托在真实的人物身上的。虚构人物依然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但比不上真实人物的说服力。可是这些哪怕只是低级国军官长的人物，也没能得到客观大方地表现，我也只好忍不住一边看一边连声叹息。

其实固守仓库前的淞沪主战场可以拍出史诗性的大片，孤军退入租界后的几年也完全可以拍出很厉害的生活化电视剧，像《风骚律师》那样精彩的。我看过一些极为翔实、具体的资料，充满完全打破刻板印象的真实细节。一边看一边想，这一笔一笔的才是应该被拍背呈现的人性，而不是除了歌颂就是批判，总是表现一些宏观的、激烈的、煽情的方面。比起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我更想看的反而是困在租界中的谢晋元如何苦苦周旋于工部局、求全于国政大计，以及孤军营中悄然滋长的那些他也无法控制的变化。比如，被概念化的八百壮士退入租界后也曾军纪涣散、官佐丧志，连上官志标在孤军营中都和谢晋元爆发过矛盾。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等到那样自然的作品和那样自在的叙事出现。时值今日，我们也只是在拍、在看八个样板的一千种翻版。

但我不会否定《八佰》，我认为它在这个时代依然有超出影片本身的代表性。

它依然奉献出了大气和写实的战争场面，每一位演员都贡献了充沛的情感和出色的表演，明星没有光环，彼此毫不抢戏，配合得很默契。

影片中最精彩的细节还是形容第一次碰女人的感觉，那是来自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养分，中国的文艺作品，对性描写那是一出手就有的。

最精彩的角色还是张译的老算盘，那股郑重其事的油滑制造出的笑料，令观众没有白来。

更为重要的是，《八佰》在文献上的价值，它用它的叙事方法、意识形态和政治遭遇，在映射着这个时代。

对于未来，我们永远都要有信心。历史不是洪水猛兽，历史不是政治。历史是养料，是桥梁，是纽带，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自然而然就会面对的东西。

（公众号：段雪生）

相比凝练、恢弘的叙述，令我沉迷的将永远是细节，无尽的细节。

那么，退守租界之后，壮士经历了怎样的凶险和磨难？英雄又为何命丧宵小之手？

请看——

壮士八佰归何处，将军孤愤几人知？

“云插剑提枪，复杀入重围，回顾手下从骑，已没一人，只剩得孤身。云并无半点退心……”

这说的是《三国演义》中的名将赵云赵子龙，单骑救主。电影《八佰》中的少年小湖北，被困在四行仓库中时，总会幻想他的哥哥端午就是那骑在白马上的名将赵子龙，骁勇善战，英勇无畏，面对迎面冲来的大片敌军无半点退心，孤身杀入重围。

大概在小湖北心中，哥哥端午就像赵子龙最终能单骑救下小刘禅一样，也一定可以救他身还。

赵子龙在《八佰》中还有两次被提及，一次是李晨饰演的山东兵，他后来表演了一段关于赵子龙的皮影戏。

端午和他有段对话，问他为什么喜欢赵子龙？山东兵说，因为赵子龙是护国大将。赵子龙是山东兵心目中的孤胆英雄，他的偶像。

还有一次是88师524团团附谢晋元、也就是“八百壮士”的指挥官，听着对面租界戏台终于传来京剧《长坂坡》。而此前租界的人觉得官兵抵抗不力，已经唱了好久的《走麦城》……谢晋元何尝不是另一个赵子龙？

《八佰》的故事聚焦于“淞沪会战”中最惨烈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仓库就位于苏州河岸，对岸就是租界，就是“和平区”，于是大家可以“隔岸观火”，也可以“加油鼓劲”，甚至“搏命相助”。

电影中第一个催人泪下的镜头，就是一个俯拍的全景。在租界区歌女哀婉的歌声中，镜头扫过苏州河两岸，一条不宽的河流分出了两个世界，一边是战争中的焦土，随时面临的死亡；一边是都市中的灯火辉煌，歌照唱，舞照跳，赌场照旧开放。一边是地狱，一边是天堂。

而《八佰》所要表现的绝不仅仅只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样简单的批判。战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四行仓库中战士的英勇行为激发了租界人民的爱国情怀，而同样的，租界人民的爱国情怀也激励着四行仓库中的战士们更加英勇杀敌，保家卫国。

《八佰》的好就好在虽然描写战争，但是聚焦于人，聚焦于人性。每个角色都不同，但又都有血有肉。有人在战争中始终英勇，有人在战争中从怯懦到英勇，有人在战争中从老兵油子变回真正的战士，有人到最后才真的不再是瓜怂，有人始终害怕、始终怯懦，终成逃兵……但，战争永远才是最值得批判的，它对人、对人性都是极大的摧残，而战争中的人，视死如归固然可歌可泣，贪生怕死却也是人性必然。

欧豪饰演的端午是个有成长的角色。他原本只是个农民，“想要来大上海看看”，结果被卷入战争。起先他害怕得要死，枪都端不起，随时想着逃跑保命，但后来在山东兵等人的影响下，变得勇敢，变得有担当。

王千源饰演的羊拐是个老兵油子，当兵打仗不过是为了挣军饷养老母亲，他并不想建功立业，他更想回家讨老婆，然而终于这只能是“下辈子的心愿”。

张译饰演的老算盘原本就是个军中的文职，结果也要被要求上阵杀敌，他油滑、他怯懦、他害怕、他随时想着逃走……最后，他终于逃往苏州河对岸的租界。然而这时候租界的人们也已经开始投入营救，投入战斗，从地狱逃出的他茫然了。

《八佰》对于租界人们的描绘也不仅仅停留在批判或者歌颂。是的，租界里有杨惠敏这样一直积极筹款、最后为守军送旗的女童子军，但更多的是人性更为复杂的人们。

其中最亮眼的角色应该是李九霄饰演的刀子，他是一个赌场打手，其实出场很早。难民们过租界的时候他就在，黄志忠饰演的老葫芦想要掩藏自己军人的身份进入租界，就是他阻拦的。后来杨惠敏带人躲避流弹，也是刀子不肯开门让他们进去。但当他看到为了给四行仓库的军人连上电话线，一个个国人牺牲了。他主动请缨，接下了这个任务。不管那一刻他是被人们的爱国热情打动，还是就想着能展现自己跑得快的技能，他终究是为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国捐躯。他也是壮士之一。

《八佰》中都是这样并不脸谱化的、有血有肉的人。每个人在战争中都被迫展现出他们不同的面相，战争能够将一个普通人逼成战士，也能将一个普通人逼成懦夫、狂人、疯子……战争，逼得侯勇饰演的大学教授都举起枪来，战争太可怕了。所以看得出管虎导演还是反战的，并不仅仅停留在歌颂英雄和批判敌人这个层面上。事情是发展的，人性是复杂的。也因此，演员们都成功脱掉了自己的标签，变成一个一个丰满的角色。

而说完了人，其实我还想说一说管虎镜头里的动物。

《八佰》中出现了很多动物的镜头，第一个就是乌鸦，它们煽动着黑色的翅膀盘旋在断壁颓垣的战场上空，然后有一只落下来，落在了一个死人的头上。这一幕，仿佛是地狱写照。

而在租界另一边也有鸟，它们被养在笼子里。对于鸟儿来说，地狱里有自由，而天堂却寸步难行。

之后，又陆续出现了鱼、马、老鼠……还有被战士们抱着的猫、狗这样的宠物，这是他们死前的慰藉。而在租界，赌场老板娘养的宠物是孔雀，这是她富裕的炫耀。又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不过电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一定还是那匹白马。它贯穿电影始终，在四行仓库出场，然后被小七月驯服，又冲出了仓库，在街上奔跑，吸引了河对岸人们的目光。在战争炮火中出现，又成为谢晋元谈判时候的坐骑。有时候还出现在小湖北的幻想中……这个白马的意象是整部写实风格电影中最浪漫的一笔。

当白马奔跑在街道上，河对岸的人们惊呆了，争相观看这一奇景。是啊，白马为什么要出现在街道上？它们本该驰骋山野。就像小湖北、端午、老葫芦为何要出现在战争中？他们本该在家乡种地，做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羊拐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他本该在老家娶上老婆，过好日子。刀子为何要出现在这里？他本该守好他的赌场就可以。山东兵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小七月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谢晋元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他们都不该出现在这里，他们本都该拥有更好的人生。

战争就不该出现在这里。

战争就不该出现……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已于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1941年4月24日早晨六点，位于上海胶州花园旁的“孤军营”，突然陷入了空前的混乱。这本是被租界当局软禁在此的“四行孤军”每日里举行晨操的时间，但他们的团长谢晋元此刻却正躺在血泊之中，已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

谢晋元

撰文 | 谌旭彬

1

遇刺

谢晋元在孤军营中阅读报纸，了解前线战事。

1941年4月24日早晨六点，位于上海胶州花园旁的“孤军营”，突然陷入了空前的混乱。这本是被租界当局软禁在此的“四行孤军”每日里举行晨操的时间，但他们的团长谢晋元此刻却正躺在血泊之中，已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他们的团副上官志标，也身中五刀受了重伤。

行凶者不是外人，正是孤军营的士兵。公共租界警务当局调查后开出的拘捕名单上有十个人：郝精诚（亦作郝鼎诚）、张国纯（亦作张国顺）、尤耀亮、张文清、周少山、张保生、黄云清、曹明忠、张福忠、蒋少卿。租界法庭的最终判决是：郝精诚、张国纯、尤耀亮死刑，张文清、周少山、张福忠无期徒刑，张保生、蒋少卿有期徒刑九年，黄云清、曹明忠查实无罪释放。

在孤军战士章渭源的回忆里，郝精诚是刺杀行动的主要谋划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一天到晚穿着件棉大衣，常在团长门前溜达”，还时常去谢团长平日散步之地的条椅上看书。这种棉大衣不离身的行为曾引起众人好奇，但被郝以“打摆子”搪塞了过去。对事发当天的情况，章是这样叙述的：

“谢团长按例率领全营官兵跑步早操。郝精诚仍穿大衣，跑了一圈，他掉队了。谢团长看见走来责问原因，这时队伍正好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张文清、尤耀亮（曾违反纪律被团长呵斥过)、张国顺等先后掉队。也向郝精诚处走来，郝精诚乘脱大衣之机抽出三棱尖刺，不等谢团长开口，凶器已及身，谢团长猝不及防。胸部被刺两下，拔出时凶器转了百八十度弯血如喷泉。当即倒地，奄奄一息。跑步官兵见状，赶来抢救，已是太晚。一时秩序大乱，没了主张，只知恸哭。帮凶们却高喊未死。郝精诚又转来向太阳穴、喉管、对心连捅三下要害，即时死去。”

《申报》记者采访孤军营士兵后对案发情形的还原，与章的叙述大体相同，惟细节上有一些区别。比如，章渭源说凶手郝精诚、张文清、尤耀亮与张国顺四人是在跑步中故意掉队，而《申报》却说这些凶手当天缺席了晨操，谢晋元遂一面命部队跑步，一面派人前往宿舍传四人前来接受当面申斥。四人到来后，其中一人突然拿出凶器向谢发难，“其余三人亦一趋而前帮同凶手”，当场将谢杀害。对照郝精诚的供词——“是晨早操，我因迟到，团长又严词诘责，且用军棍责罚，我实在气他不过，故将预藏之刺刀拔出，向之乱戳，不知有几刀”，可以知道《申报》的说法更切近实情。郝精诚供认自己用的凶器是刀子，租界警方也称自郝身上搜出的凶器是刀子，也可知章渭源说郝的凶器是一种三棱尖刺并不准确。

2

孤军营中的生活

租界法庭非公开审理后公布的审讯材料，有一种将这场刺杀的动机归为孤军内部矛盾的倾向。郝精诚说，之所以在当天掏刀子杀害谢晋元，是因为自己进入孤军营后，“受团长种种之待遇不良，食不充饥，鞭挞频加，所有外界之捐款亦不公开，曾以匿名信函请团长改良待遇，但团长非惟不允，且将我禁闭二月，致气愤异常”。另一凶手张国纯不承认自己参与杀害谢晋元，只承认拿刀子刺伤了团副上官志标。他说，自己“因私吃饭食与班长打架，被团长以藤棍痛打，但我既食军粮应受军法，毫无怨恨在心，是团长被刺我未动手”，“当时团长遇刺，上官团副前来救护，而我适身带利刃，因其平日虐待士兵，大部分下属均对团副不满，一时气忿将其戳伤，惟并无杀死之心”。

郝精诚的供词，与上官志标提供的证言有一些共通之处。上官志标说，“前年被告郝精诚因书写匿名信函破坏团长名誉，曾被谢团长禁闭一月有余，谢团长被刺之前二三天，郝又因窃食厨房饭食被负责人觉察，讵郝不服反加殴打，因此又遭团长以藤条鞭之，被告即怀恨于心，遽尔行刺”。由此可知谢晋元确曾处罚过郝精诚。

不过，郝精诚写匿名信指控谢晋元不公开上海市民给孤军的捐款，却并非事实。郝大约是受了错误信息的误导。1938-1939年间，是孤军声望最如日中天的时刻，上海市内的一些不良分子遂假冒孤军名义接受捐款，此类信息传入孤军营后即不免引起一些议论。为杜绝这种问题，谢晋元于1938年11月份在《申报》上刊登过一则启事，内称：“四行仓库孤军之团长谢晋元，顷以外间颇有假借四行孤军名义在外募款，特在申报登载广告，请外界不可为此辈假冒名义所欺，因四行仓库孤军并不接受各方捐款”。

然而，各界对孤军的爱护，并不因谢的告示而终止，仍时常有人前来捐款捐物。为示公开透明，击破流言，谢晋元遂又决定，对内设置一个推举出来的十人小组来管理款项物资的使用，对外不定期将收到的捐助款项物资公开在《申报》上，供社会各界监督。如1939年4月，孤军营在《申报》上公布了一份清单，是“自去年十一月份至本年四月十六日止”收到的“各界之捐款及物品”。清单分“慰劳现金”与“捐赠物品”两大类。前者详列了十三项捐款，有具体的捐赠者、捐赠日期，款项也具体到了几分钱。后者因物品种类繁多无法一一刊载，但详列了所有捐赠者的名单。1940年初，谢晋元又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说“鉴于以往种种”，孤军营谢绝所有外界募捐，只有“公私团体自动捐助、直送达本营、由余亲笔出具收条及按期公布鸣谢者”例外。直送到营，是为了让所有孤军将士亲眼见证；出具收条并在报上公开鸣谢，是为了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而所谓“鉴于以往种种”，大约即是指包括郝精诚匿名信在内的种种流言。

孤军营敬赠谢团长纪念像章。

至于郝精诚所谓的受了斥责临时起意，张国纯所谓的本无意杀害谢晋元，恐怕只能解读为一种脱罪之词。事发后，租界警方在郝精诚、张国纯、张文清三人身上，各抄得一把尖刀，在尤耀亮身上抄得一根铁棍。这四人恰是刺杀谢晋元的主凶。四名主凶案发时均随身携带凶器，再结合张文清的供词——“刀一柄系于隔夜十时半由张国纯交我，嘱行刺团长”；张福忠的供词——“数月前郝精诚即有刺杀团长之心，经我力阻劝其不可犯上，此次事变我毫不知悉”，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早有蓄谋的行动，绝非一时激愤临时起意。

按众凶手的辩解，他们之所以集体身藏凶器，是为了逃出孤军营。周少山说自己不知道有杀害谢团长的计划，只承认“与张国纯谈起，欲逃出铁丝网，脱离孤军营之事”，且说自己将刀子交给张国纯，是为了在逃跑时做断后之用。张国纯则说，“因在孤军营待遇太苦，（我）曾与周少山、张保生、张福忠等商议，私自出走，深恐受阻，乃密藏利器于身”。

对将士们来说，孤军营确实是一种时刻令人感到屈辱的存在。部队奉命退入租界，原本“系徇上海领事团之决议”，且“奉到最高长官之命令而行”。孰料退入之后，即被租界工部局缴械并加以软禁。工部局的解释是基于租界利益必须维持中立，既不能应允日军的要求将孤军“引渡”，也不能应允孤军的要求将他们释放。这种解释看似有理，实则在法律与事实层面均经不起推敲。谢晋元在给工部局的抗议信中说得明白，按国际法，孤军既非俘虏也非犯人，租界当局称孤军营为“留禁营”，也恰可说明此点。《申报》也曾指出，淞沪会战初期“有一部分日兵退入租界”，工部局既没有缴他们的械也没有软禁他们。租界当局回复谢晋元“目前我们无能为力”，则显示他们软禁孤军的实质是为了回避日军的压力。

除了干涉孤军悬旗、白俄兵无故打死打伤营内士兵等重大恶性事件，日常管制中的种种琐事，也时常勾起孤军将士的愤慨。如守大门的罗宋卫兵殴打营内士兵，仅因该士兵将前来慰问的学生送出营时，顺手将营门关上。上海地方团体的两名代表来营询问孤军在日常用品方面有何欠缺，正谈话间却被卫兵强行拖了出去。又设置有最多二十五名访客入营慰问的苛刻限制，某校女生三十余名来访，卫兵竟也是多一名都不肯通融。表演团体入内慰问，表演内容也要事先检查，不许含有鼓动性质的内容。

1939年三、四月间，在被软禁了18个月后，孤军营终于发生了士兵出走事件。第一次是在午夜，走失1人；第二次时间不详，走失3人。租界当局随即加强了对孤军营的管控，包括加高铁丝网，对通往足球场的小门实施早晚六点钟开关的限制，对前来慰问者搜身并出入点数，生病士兵一律送巡捕医院以防逃逸等。

3

以动制禁

谢晋元颇能理解士兵不愿长久困居孤军营的心情。但作为孤军领袖，他又不得不表态反对武力暴动和深夜出走。1939年前后，上海的一些地方有力人士入孤军营接洽，还提出过一种“化整为零”的办法，以难民假装访客入营慰问，将孤军壮士一批批悄悄置换出去。如此，战士可以重回前线，难民也可得一个栖身之地。该方案也被谢否决了。章渭源后来回忆说，谢的否决得到了全体官兵的服从，但服从并不意味着同意：“孤军营全体官兵对谢团长关于替换出境与否的问题,保持沉默,少数人却另有想法,理由是与其被软禁在营内坐以待毙,蹉跎岁月,还不如混出上海到达游击区,重振旗鼓再上前线抗日,不是也有深刻的意义吗。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理由再充足也只有埋在心底。”

谢晋元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之中。他自己也亟欲恢复自由，但同时又不想做有损“革命军人人格”和“国家民族之荣誉”的事情。他不希望被人指摘孤军壮士以无辜难民换取自由，也不想让孤军与租界武装发生武力冲突——那是日军所乐见之事。纠结之中，谢也曾考虑过各种跳出铁丝网的方案，只是“每次向上级报告，总得不到批准”，谢以服从命令为军人的天职，只能将此类方案一一按下。他可以做的，只有不断向租界当局抗议，以及努力改善孤军营内枯燥的软禁生活。

谢晋元和他著名的白马。

具体措施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展各种文体娱乐项目，以篮球最受欢迎，三百余人中常有五六十人参与，营中组织有5支球队，分别称作孤军、攻击、斥候、突击与冲锋。来营慰问的学生和社会团体，也常组织篮球队与孤军球队进行友谊赛对抗。1945年出版的《谢晋元日记钞》，收录了161则谢在孤军营期间所写的日记，其中66则涉及营内的体育运动，并记载了孤军篮球队与上海各界篮球队的22场比赛。

二是开展工艺生产让士兵有事情可做，以增加收入提升生活水准，同时也让士兵们掌握一技之长，待抗战结束可以顺利回归社会。这项事业始于1939年下半年。最先启动的织袜业，在上海企业家荣德生、吴昆生、卫聚贤等人的帮助下，孤军营得以优惠价格购入棉纱和织袜机，并请来袜厂师傅传授技术，开始生产长短筒袜。1941年初的《申报》曾刊文报道称，“孤军牌”线袜、毛袜、肥皂、木器及藤器，在上海的销路颇佳，“几已遍及全沪各大团体机关，出品优良众口交誉”。具体生产情形如下：

“营内士兵目前每人每日工作四小时，工场每日开工八小时，分两班进行。孤军工业共分三组：（一）织袜组。去年孤军士兵以织袜者人数最多，占全营人数三分之一，现有新式袜机约百架，每日生产大小各式袜子约数十打，去年销数约一千五百余打，内以三十二支双线袜销路最广。（二）肥皂组。参与肥皂工作者占全营十分之一，规模次于织袜组，产量则倍之、去年皂销三万余块。（三）藤器与木器组。人数较少。”

4

“显系别具肺腑”

租界法庭审判结束后，代理团长雷雄通过《正言报》驳斥了租界当局披露的凶犯供词，称“团长生前最注意士兵之营养”，这一点只要“一视我士兵之体格即可明了”，所谓待遇不良、饮食不饱皆属捏造。而且孤军营内的经济账目一向公开，不但按月公布明细，内部还设有“经济委员会”进行监督，所谓外界捐款不公开云云实在是“荒谬绝伦”。雷雄最后说，“该四名叛兵之犯上作乱行为，显系别具肺腑矣”，暗指他们可能已被日军收买。营内的三名班长余长寿、李锦堂与曹明忠，也有类似的怀疑，理由是孤军营的武器均已被租界方面收缴，连菜刀都要登记，而郝精诚使用的凶器“经过电镀，闪闪发光，根本不是营内之物”。他们认为，可能有人特意自营外进入将凶器带给了郝。与郝交往较多的士兵张应禄则说，郝在孤军营三年“有几次升迁”，因有中学程度的文化，谢晋元“待他不错，叫他帮孤军剧团做下手”，“谋害团长的匕首是外面剧团运道具时带进来的，白俄兵没在意，我们看见了也没有想得这么深”。张应禄还提到，1940年汪伪派人来收买孤军被谢晋元拒绝后，郝开始在营中和一些谈得来的人宣传“平均法”，“鼓吹‘不要任何头头’，自己管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然而，无论孤军将士如何深怀疑虑，已成孤岛的公共租界是无力招惹日军的。警方既不会循着凶器的来源做更深的追查，法庭也不会将日军与汪伪牵涉进来。但法国驻沪领事馆警务处撰写的情报资料里，既然载有“据说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利用留禁营举行足球和体育比赛的机会，成功地收买了四个士兵去杀害谢晋元，每人赏金一万元”这样的内容，而谢晋元的日记里也有“查刘玉龙为前华捕，现已为汉奸，不时来营打足球”这样的记载，可知日军与汪伪入营收买凶手，并非发自臆想的不可能之事。对日军来说，软禁中的孤军是一种如鲠在喉般的存在。他们读书看报锻炼身体，举行“精神升旗”，从事生产自力更生，时常与前来探视慰问的民众做报告交流，事迹更频频见诸上海报端，实际上已经成了上海沦陷区民众的一种精神寄托。这是日军最初不许租界当局释放孤军时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如今，既无可能漠视租界释放孤军，又无可能漠视孤军继续维持一种精神象征般的存在，威逼孤军领袖谢晋元屈服或将之杀害，就成了日军与汪伪最后的手段。

四行孤军工务社证章。

谢晋元的遇刺举国震动，主动前往孤军营灵堂致祭者多达十余万人，出殡之日又有逾4万上海民众前来送行。但谢的死，也确实给孤军带来了巨大的震荡。章渭源回忆说，孤军的人心自此“有些涣散”。士兵党荣杰“借修汽车之名爬上车背攀上围墙，越过墙头的铁丝网，跳在胶州路上走了”，篮球队员傅东生“乘电工修理围墙上的电灯之机，爬上梯子，跳到胶州公园，也混入游客中走了”，另一名士兵和道生，也“穿着便衣混入来宾中乘黄昏时出营了”。

5

流离岁月

八个月之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次日，上海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孤军的命运随之急转直下，他们先是拒绝了汪伪的收编，然后在12月底被全副武装的日军严密监管了起来，切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约一个星期后，日军以武力强制孤军迁移，在一个细雪纷飞的日子里，用十多辆卡车将之转移到了上海郊区，切断了他们与市内民众多年来在精神上的互相支撑。再后来，孤军又被转移至位于宝山县月浦镇、设有高压电网的集中营内关押，在这里，汪伪的收编游说再度失败。1942年麦苗高长、油菜盛开黄花的季节，孤军被转移至“龙游民习艺所”修挖铁路两侧的壕沟。或许是担忧抗日组织的秘密接近，孤军又被转移到了控制更严密的南京老虎桥监狱，继而将之作为苦力分散使用。少量由监狱留用，大部分被分别押往孝陵卫、光华门、杭州、芜湖裕溪口以及南泽的新几内亚。许多人死于疾病和繁重的劳役。

孝陵卫的部分孤军在1942年底趁电网未通电的机会逃出，千里跋涉回到了重庆。在裕溪口挖煤的孤军，也在原代团长雷雄等人的策划下，“发动大家抢夺了七名押队敌兵的全部武器——一挺轻机枪和六支步枪。带领百余俘虏(其中有90名孤军)，逃出虎口”。国内其他地区的孤军，也多有成功逃脱者。唯一毫无逃脱机会的，是那些被运往南洋新几内亚的孤军。孤军田际钿回忆说，他们在南洋被逼“砍树、打石头、烧石灰、运煤”，日军“稍不如意就鞭抽拳打……如果反抗，就要被刺刀刺死”。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胜利。同月，原孤军团副上官志标奉命来到上海，收容安置那些流离无依的孤军旧部。上官志标在《申报》上刊文说，“今抗战胜利，志标奉命来沪，希吾营同志见报后，即速来申报到，俾得早日相聚，共商进行。通讯处为古拔路四三号。”及至该年8月31日，自南京、芜湖等地前来上海报到归队的孤军士兵已有百余人。

局势变幻，让孤军们的命运，从时代的视野里消失了。但当他们的身影重新归来时，那些苦难与坚忍，鲜血与眼泪，终于将历史造就成了神话传奇。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谌旭彬；编辑：宫照华；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