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小的孩子

                                  
      当问及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时，他们一脸稚嫩真诚的笑容，却都毫不迟疑“打工，去广东打工……”，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梦想，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都常年在广东打工。他们从小被教育“不好好读书你以后就只有天天像我们辛苦打工，没出息”他们还是觉得打工能赚钱，因为身边的哥哥姐姐都是早早辍学去打工了。他们是村小的孩子。

    2009年蒋能杰老师首次走进村小，这儿留守儿童的孤独和贫困处境让他心酸不已，接下来6年时间里，他断断续续进出村小，和那里的留守孩子们相处，用镜头记录临时学校的22个学生（其中17个为留守儿童）的生活点滴，他喜欢纪录片的客观真实，最后他的拍摄素材自然而然地剪辑成了留守儿童纪录片——《村小的孩子》，2014年3月他在众筹网发起公益筹资，3-5月份开始用众筹在广州、深圳、长沙、武汉、上海、北京等主要城市公益巡展，放映片子。

    诗人阿多尼斯说：无论你走多远，都走不出童年的小村庄。邵阳新宁县的村小的留守儿童们，也许如同童年的记忆一样在蒋能杰老师脑海中时刻“活蹦跳跃”，也许也是某种情愫，让他有了持久的动力走进村小，用相机记录下他们的点滴和变化。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片子很粗糙，没有关于构图、光线、景别、对焦等的讲究。有时你更多地看到的是一些逼仄残缺的画面，画面中人物置顶或者说话人头部不在画框范围内，只看到人物部分身体，然后画面晃啊晃，终于晃出了人物真面目。因为孩子们的房子都是非常低矮破旧昏暗的，导演也不会刻意为了画面美感去布光，所以孩子们房间里生活的画面基本是黑漆漆的，有时就只看得到一些人影儿在走动。他的拍摄可以说很随意自然，没有出于什么目的提前策划安排太多或特意去捕捉什么场景，往往就是碰上了就拍下了。所以真正触动人心的是镜头里的孩子们，是蒋导对留守儿童的感情。

    也许也因为我生活在一个落后偏僻的乡村，所以总有一种乡村情结，小时候的我和弟弟妹妹们也是这样的留守儿童，可是即使这样，对比起来还是觉得我们比他们幸福多点，他们没有正式的老师和良好的学习环境。在这偏僻的山区里，往往老师们不愿意来，而不得不请“代课老师”。 2009年村小艰难申请重建学校，2010年重建后的村小调来张老师教两个班，代课十几年的张老师为转正问题烦心和奔波，他得不到转正机会，仅靠着微薄的200—300元的月薪，对教育的热心及对这些学生的怜悯代课了十几年，有的代课老师不满意现状集结上访抗议，而这样微小的力量往往是没有结果的，2011年，家里的经济压力让他也离开了村小。而县里各位领导出席热闹的学校剪彩活动后没几个月，学校墙壁掉粉厉害，操场开裂，成为一个豆腐渣工程的不定时炸弹。

    村小的孩子接触不到良好的教育资源，课堂老师没有什么好的教学方式，也传授不了什么知识给他们，他们学习成绩往往都一塌糊涂。小时候的蒋鑫和蒋恒两兄弟往往是被老师留下来罚写字的重点对象，他们有点调皮但非常懂事，他们自己洗衣烧火做饭，帮助爷爷奶奶收割水稻。一次大学生志愿者帮助下和父母视频聊天时，爸爸妈妈一个劲说自己在外面打工多么辛苦，叮嘱他们要好好学习要像身后的大学生姐姐们一样有出息，他们哭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蒋鑫还愧疚地分别对熟悉又陌生的爸爸妈妈说“我爱你”，你能一地昧责怪是他们自己不懂事不会努力学习么？

   媒体人绿妖最近参加天使支教湘西活动，虽然细心的她努力地发现了孩子们很多优点，她还是禁不住发出感概“来之前豪言壮语，许多农村孩子初中辍学，不是他们笨，是教育方式不适合。来后，许多问题几乎无解：城里孩子幼儿园就会的，这里一年级还不懂。大多人家教为零，写作业无人辅导，不会就乱写、不写。纪律混乱，有人连丢两本数学书。他们的学习程度可想而知。是逼他们学习，还是让其度过欢乐童年到初中辍学”。村小的孩子们也这样，即使努力了也还是和城里的孩子有很大差距，等待他们的往往也是辍学外出打工的命运，因为家里都太穷了。

    他们本是快乐单纯的孩子，即使生活贫穷，但他们不自知，脸上时不时还有着简单真诚的笑容。小云洁用木盒子小心翼翼地装下捡到的一只死去的鸟儿，在盒盖上放上两片树叶，然后央求一个男孩子帮她安葬小鸟，男孩子对她说“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是对它一见钟情，你就是对它十分思恋……”小云洁回答“是啊，是啊……”过会儿又突然天真地问道“‘十分思恋’是什么意思……”他们是真诚善良的孩子，会因为一只小鸟伤心，和伙伴小狗玩耍就会欢笑，可是在家长重复地以身说教“不好好读书以后只有像我一样辛苦打工做农活，没出息”的‘逼迫’下，他们的童年只会越来越有压力和忧虑，变得难以快乐……蒋导又给片子命名为“希望！希望！”，可是亲身体验过他们的生活后，他看不到希望，他觉得他们是没有出路的，尤其在这渠道不流通，阶层垄断的社会里。既然没有希望，是不是要考虑像绿妖说的“是逼他们学习，还是让其度过欢乐童年到初中辍学”的问题，他们已经是没有父母陪伴的孤单孩子们，是不是索性让他们的童年在不自知状态下过得快乐点，可是那他们的以后会怎样呢？一切抉择都是多么艰难无奈，在真正贫困的山区，很多问题都是无解的。

     《村小的孩子》重点跟拍了三个家庭的孩子，可爱懂事的蒋云洁6岁时候的梦想是去广东打工，2014年，12岁后，奶奶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她只想陪在奶奶身边帮助奶奶干农活，因为镇上学校离家太远，奶奶不放心小小的她走山路去上学，她两次被留级留在村小的小学里。09年上初三的范魏煜觉得自己毕业了就是辍学，母亲过世早，父亲不想事又惹是生非，似乎总是呆在监狱里，奶奶用卖玉米的钱供她上学，她很小就打假期工，又贷款求学，想要走出大山，现在她是桂林某个大学的大二学生，可是家里的经济压力总是让她看不到未来，很是悲观。还有那对比较调皮成绩一塌糊涂的蒋鑫和蒋恒两兄弟成绩还是一塌糊涂，难以有改变。

    村小的孩子在蒋导的关注下受到了BBC和湖南芒果台的关注及采访，湖南卫视的《天生一对》节目利用集体公益为明星标榜爱心，播音员用哭诉似的腔调诉说了村小的艰苦环境，后来好像节目为每天天不亮就走十几公里上学的村小的孩子们募集了善款，捐赠了校车。可是每天5元钱校车费用孩子们是支付不起也不愿意去花费的，而且在校车事故敏感的2012年，校车终究是个幌子，是个摆设。而媒体也只是一时煽情做噱头，电视报道的也是一个经过粉饰和真实相去甚远的乡村，显得滑稽肤浅，蒯子说“我们需要诚实，再诚实一些”。如果真的有足够的关注有足够的爱心，多点公平多点良知，村小的孩子不会真的那么没有希望吧。

    所以我们还是想在绝望中呼唤着“希望！希望！”

 

 

●代课老师是指在农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1984年底以前他们被称为民办教师，而1985年在全国一刀切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但不少偏远贫困山区因财政困难而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这些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他们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

让守望不再漫长——观《村小的孩子》有感
                                                           
     面对镜头，他们或迷茫，或胆怯，或悲伤，他们甚至认为父母不爱自己。可是，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父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呢？
                                                                                            ——题记
     昨晚 ，由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VIP电子杂志社主办、青年志愿者协会、DV协会协办的“关爱留守儿童”暨专题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全国巡展之武汉巡展的首站在我校顺利落下帷幕。该部纪录片导演蒋能杰做客华传并与校内媒体组织相关代表进行亲密互动。
    蒋导与其制作团队历经长达六年的跟拍，见证了留守儿童学校和家庭的点滴变化。
   在《村小的孩子》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十分朴实，天真和可爱的孩子。片中摄影师捕捉到的都是孩子们最原始、最自然的表情。面对镜头，他们或迷茫、或胆怯 、或悲伤。他们打小被留在乡下，成长的路途充满孤寂；他们小小年纪，只能从电话或者偶尔寄来的汇款单中，才能感觉亲情的温暖。他们在爱与离别间，双眼之中，写满了忧郁，写满了期盼。或许他们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但是，他们想知道爸爸什么时候回家!
　留守儿童问题是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并且留守儿童的现象一般只在中国被提及。由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的大批剩余劳动力都逐渐向城市转移。因此，现在有些偏远的山村里，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和自己的孙子孙女相依为命。本应是父母掌上明珠的他们却只能在孤独难眠的夜晚独自饮尽悲伤，唯有借明月来寄托自己对远方父母的思念之情。
    根据权威调查，中国农村目前“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5800万人。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父母为了谋生糊口，为了让孩子将来能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所以他们选择向城市转移。但又因为他们无法负担得起过高的城市生活消费，他们被迫不得不与自己的孩子分离。而正处于成长期的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近身照顾，使他们可能易受到来自外界的伤害。影片中有孩子说自己从未见过父母，有孩子说一点儿也不想父母，甚至还有孩子说自己不喜欢爸爸。而有些孩子说出的话真不应该属于他们这个年龄，现实，沧桑，有一种参透世俗的意味在其中。可是，致使他们变成这样的原因在哪里呢？如果他们的父母回家，自己的孩子认不出来，更不愿意叫他们一声，那么我想，他们就是挣得了再多的钱 ，最终也会悔不当初。
　　作为父母，想必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健康平康，快乐幸福的长大成人。这个世界，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吧。或许，成人有自己的无奈，但孩子们又何其无辜。当同龄的孩子躺在父母膝上撒娇时，这群孩子却要一边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边负责幼弟幼妹的饮食生活，还得不顾路途遥远，冒着风雨去未知的远方上学。
　　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教育制度上也存在着对他们的一种疏忽。虽然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仍希望今后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这个群体。如果将每个人的一份爱都凝聚起来，让他们至少能感受到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身份的人的一丝丝温暖，他们也不用再害怕孤独，不用再独自一人默默承受着一切。
　　同样的天空，同样的阳光，同样的精彩。让我们用爱托起留守儿童的未来，托起和谐灿烂的明天！让他们的守望不再漫长！
【PS：很高兴能见到蒋导，并与其共同分享看完这部影片的感受。以上仅是个人对这部纪录片的浅析，并未涉及到专业的镜头等艺术分析手法。有关文中的数据统计均来自互联网，还有几句引用了主持词。文章尚存在不足，欢迎各位指出。】
　　 于2014/4/18

这片子看得人唏嘘。
印象最深的细节之一，片中的孩子们都被询问过一个问题，长大后干什么，他们的答案出奇的一致：打工。
可以想见，还能怎么接着往下问：打工干什么？挣钱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儿子，生儿子干什么？继续打工……
像个黑色笑话，却是他们循环不绝的现实，这也是这些孩子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未来：打工，赚钱，有钱了就能改变现在的窘迫生活。
对城市里的孩子来说，长大干什么，有什么理想是一个选择题。村小的孩子没法问这个问题，这个选择对他们是不存在的。
没有过同样的生活经历的人大概没办法想象吧，事实是，城市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眼中所见所感的世界基本是两样的。对前者来说只是寻常选择之一的东西，后者根本是听都没听说过的。
你没法问他们理想是什么，这就像在问一个人吃不起饭“何不食肉糜”一样荒诞和残酷。理想是一种需要在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上才能生长的珍惜事物，当物质贫乏到只能奢求生存，理想就变成了纯粹的书面语。
鸡汤会说，心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梦想有多大，世界就能有多大。但真相是，你的生活局限了你所有的行动和思想。当你的现实世界就是张开胳膊那么一点大的时候，你能做的梦也就只能是那么一点点。

儿童节下午去看蒋能杰“导演”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讨论进行到一半发现外面下雨了，透过十三层的窗看高空中的雨，像一幅水墨画。

第二个提问的男生对蒋能杰说，在纪录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其实我也是。

五点多起床，打着手电走很长的路去上学，我相似的经历是在初中，为了早自习。那时候和邻居男孩一起上学，记忆深刻的太多，有两件事想说。

每天都是我妈喊我起床，然后站在院落的墙角喊邻居男孩。有天妈看错时间把四点多看成五点多，着急忙慌地叫醒我，隔着院墙向邻居家喊，晚了晚了，快起来！最后才发现看错了表。

某天下雨，早上五点多，我们走在上学的路上。我穿了胶鞋，邻居男孩穿着普通的鞋，为了不弄湿鞋子，我们想了个办法，我先用胶鞋把积水深无法下脚的地方的水“运走”。其实，我很不愿意，因为我的胶鞋是漏的，有一个地方有个细缝，但我还是开始运水了，因为我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的鞋是漏的。

记忆里的胶鞋都是漏的，补过以后，另外的地方也会漏。

纪录片里孩子们说穿胶鞋磨得脚趾头疼，我知道那种感觉，还知道当脚从漏水的胶鞋拿出来的那种味道。高中读到萧红的一篇散文，说把湿鞋垫放在暖气上烤，我通感地闻到了那种味道。

记得初中我开始在作文里回忆童年，那是我在仅有的学校发的小学生报上看到主题。如今看来，那时的我是多么的孩子，所有的回忆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吧。

比着纪录片里的孩子，我很幸运，上小学是在邻村的希望小学，不算远。那时候每个班级标准的45个人，有一个校长，一个主任，许多令人仰望的老师。三年级我和校长的小儿子同桌，名字是看图写文里最常用的：小华。

二年级讲古诗，静夜思，现在想真变态，除了背诗，还要记住什么古诗的含义和诗人的意思，具体记不清了，那时候老师偶尔安排我们上早自习，那天她说谁觉得自己会背了就可以回家吃早饭，我没敢回，好像后来，爸用一块屉布包着一个馒头送到教室了。对，直到如今我没亲自用过专门送饭的饭盒。

其实，纪录片是讲留守儿童的，提问的男生说自己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第一代，我也只能说自己是半个这种儿童，至少妈一直在家，有几年爸也留在家里，种瓜卖瓜或者在县里干活。

爸在家的那两年，从地里把瓜摘回来以后要洗干净，那是每天傍晚要干的活，我跟弟弟会偷拿一两个样子好的放在书包里藏着，不然只能吃剩下的歪瓜。而在县里干活的时候，爸有次带回来半袋子瓜子和花生，有一次是一袋子斯美特干脆面。

大学有次写小说，我把干脆面写进去了，老师说一看这就是真实经历的。是，我记得很清楚，干脆面是过期的，吃起来味道与正常的不一样，可是我们吃着那么珍贵，不舍得给别人一袋。对，那时候，直到，初三有次生病输液，医生说那谁谁的爸妈每周给他炖鱼汤，你也做点有营养的，特别是生病的时候。我妈问我，你吃方便面吗，我去买。

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教育资源，不知道义务教育，不知道什么明确的概念，就是去上学。五年级，忘了是为什么，在二楼的教室玻璃全坏了，那天下雪，我们打着伞上课，如果定格在那一刻，雪花飘飘，孩子，教室，黑板，慈祥的语文老师，五颜六色的伞，挺美的构图吧。

那时候那些老师是不是也像纪录片里的老师一样，争取着编制，争取很多年未果呢？我记得，四年级语文老师教社会那门课，说到陈独秀，她说这个人一开始是很好的，后来变坏了。另一个老师代课时问我们上学是为了什么，别人答了许多都被老师骂了，我说是为了上大学，老师说这就对了呀。老师们就是这么简单的灌输思想，而那时在我的眼里，上学就是为了上大学，许多年后我没想到自己会去东北上大学。

小学一年级班级集体合照 ，老师说回家换一件新衣服，我没有，我妈借了我堂姐的一件，还说老师要是问你两怎么一样，就说一起买的。那些年，极力掩盖穷酸气。那时，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玩意，只在意为什么别人穿上的确良的衬衫，我还穿着一件毛衣，并且袖口还开了线。

纪录片里孩子们没有玩具和图书，我也没有。我的童年没有玩具，初三毕业我在留言册上说想要一个泰迪熊，高中毕业我也说过，大学毕业甚至在一个纪念册里也那么写过。没有图书，那时候听说一个词语叫连环画，自作聪明的我认为学校发的一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书，每页都有插图就是连环画，珍藏了很久。我喜欢看电视，电视或许是玩具和图书最好的替代品吧，能看很久，妈从来不是说怕我伤眼睛，我至今也不近视，而斥责我，而总是说你知道电费多贵吗！

而动画片，记忆最深的是《蓝猫淘气三千问》，记得猫大哥的配音叫葛平，一集可以学到一个知识，还可以看一个外星人的故事，后来又可以看恐龙的故事，那段时间的恐龙故事我会记在日记里，哪只又死了，恐龙要灭亡了吗，还为一只为了救猫大哥的恐龙哭。搜集的还有蓝猫淘气的卡片，贴在文具盒上，好像现在抽屉里还有几张吧。

夏末秋初家乡会阴雨绵绵，夏季的蔬菜已经没有了，收好的大豆在院子堆着，会有发芽的豆子，那是下面条的菜，纯天然。每天中午飞奔回家吃饭，那样的雨天吃两碗热腾腾的面条，很满足。

我偏题了，嗯，这是看完纪录片的想起的一些往事，其实想起很多，打字挺费劲的，留在记忆里吧。

最后，大学和一个留守孩子结成对子写信交流，后来就断了，我想孩子会觉得我是骗子吧，很对不起，那是为了完成学校的任务。学校会把他们请到学校的活动发言，演讲稿是寝室室友写的。
我是90后，至少在我的生活环境下，没有什么留守儿童的标签，也没想过那么多。我想对于村小的孩子和结对子的孩子来说，不打扰或许是最好的关怀，至少他们不需要锣鼓喧天的爱。

六一快乐！
写于儿童节晚上

            
 
                                    《村小的孩子》拍摄者阐述
　　
　　　这片子算是我09年处女作《路》的续集，片子其实在2011年底就已开始着手剪辑，由于设备和个人原因，后期制作一波三折。后干脆放下后期制作，又回村继续跟拍，有时间就剪剪，做疲了就放一放，放不下又继续拍，继续剪……，如此循环！
　　当然，整个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也在反问自己，这么不顾一切去拍，去做，意义何在？又能改变什么？感觉什么都改变不了。
　　由于纪录片《路》的放映和网上公开，加上一些知名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这些孩子们物质条件有些许改善，但孩子们因为父母的缺失，造成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你去问他们的梦想，孩子们很可能依然会说想去打工。
　 后来，我在一众筹网站筹了一笔钱，勉强于2013年4月完成整个后期制作。完成后就丢在那里，不知怎么，再也不想去碰触。
　 2013年6月在广州做《农村空巢老人图片展览》时，碰到广州美院一位老师引荐我参加德国的法兰克福的一影展，并入围，可能这是国外的首映。
　 为了配合宣传，放下近半年的片子，再来剪辑预告片时，感觉又不一样，好像又找回了信心，也找回做这个片子的初衷，让更多的人了解留守儿童，关注和关爱留守儿童。
　　2014年02月完成最后版本的后期制作，跟拍六年（2009-2014），也想通过巡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留守儿童，所以从2013年底就开始筹备2014年03-05月，在广州、深圳、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天津、北京等主要城市巡展，呼吁更多人关注和关爱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

　　　
　　 蒋能杰 2014年03月 于湖南

　　
Statement from the Director of Left-behind dreams
　　This is the sequel of my first movie The Road. In fact, I began the film editing as early as late 2011.But, due to the equipment issues and some personal stuff, the editing was stuck. Then I was forced to drop it. I came back to the village, spent a lot of time shooting their daily lives and did some film editing during my spare time. Because I’m so concerned with the children’s situation and I can’t just let it go, I went back to the village again and again.
　　Of cours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 kept thinking and asking myself why I bothered sacrifice everything in my life for this video. What’s the point? What can I possibly change? I’m afraid the answer is Nothing.
　　As more people saw the documentary The Road online and offline, and thanks to the reports of some kindly media, for the children, there were some material improvements indeed. But nothing can make up to the absence of their parents. There were still so many tough moments to face, so many hard questions to conquer, even harder. When asking the children about their dreams ,one would probably get the same old answer, working.
　　Later on, I got som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various websites. And I nearly finished the film editing at the April of 2013.Then I just let it lying there. I could not tell the exact reason why I did not dare to touch it .
　　I went to Guangzhou for my Left-behind Old Men show in June, 2013 and ran into a tutor from Guangzhou Academy of Arts. He encouraged and introduced me to the Frankfurt Film Festival. Also I’m much honored to get the chance to join in. This may be my first release aboard.
　　To cooperate with the broadcasting, I picked up the movie I had dropped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When I was editing the trailer, it makes me fell different. Again, I regained my confidence and my original expectations. I want more people to know what’s going on with left-behind children, to pay some attention and to share some love.
　　　I finished filming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documentary in Feb. 2014. After continuous six year’s filming (2009-2014), I want to make a exhibition tour around the country with the purpose to attract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erefore, from the end of 2013 on, I have making preparation for the exhibition which would be held in Guangzhou, Shenzhen, Changsha, Wuhan, Nanjing, Shanghai, Tianjin, Beijing and other major cities during Mar. to May, 2014. Sincerely do I hope that the exhibition could call for more people to pay attention to 61 million left-behind children all over China and show their kindness to them.
　　
                                Nengjie Jiang ,March 2014, Hunan,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