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天堂

战争天堂 (2016)

7.8

2016 / 俄罗斯 德国 / 剧情 战争 / 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 / 朱莉娅·维斯托斯卡亚 彼得·库尔特

仍旧是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中的深刻发问：一个每天听管弦乐队两小时演奏的德国军官如何做到同时每天把一万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为了“德国天堂”，建造完美的天堂需要做出必要的牺牲，凡是自诩为超人的人，从来无惧牺牲他人，需要的时候，丝毫也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而往往抱持这一执念的人，恰恰是那些对哲学和艺术有着深刻领悟与非凡把握的人。

对此，斯坦纳倡导“阅读是行为方式”，鼓励理想主义的顽抗，正如片中奥尔加所认为的：“邪恶的生长无需任何人帮忙，但善良则总是需要最后使劲推一把，带出邪恶后面的希望，就出现了奇迹。”

尽管是黑白片，但也确实只有黑白片才能拍出这样的感觉。这个电影比较妙的一点就是它把叙事点放在了天堂，天堂是人最诚恳的地方。同时大量莫名其妙地过曝其实也是对天堂环境的一种暗示。类似于纪录片的镜头拍摄，我觉得这个片子最妙的一点是它从三种不同的立场解读了这场战争。

被迫成为走狗的法国人，他的叙述是特别短的，但不是不充分的，把一个“懦夫”的形象立的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是相对平庸的。

相对的我特别喜欢那个军官的角色设置，它把当时德国人那些被洗脑的原因体现了一清二楚。我特别喜欢对战前德国灰暗的描述，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人会选择了纳粹，那些十二岁的孩子就要上街卖身，这就是当时萧条的德国，这也使得这个男主完全相信了希特勒。但是后来，慢慢地开始反思这个事情，尤其是对犹太人的屠杀，但是我说不准爱情在这里会占到多么大的比例。

这里面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点就是战前战后的对比，那个意大利的假日，大家都是那么善良的孩子，可现在战争完全改变了人，那个兄弟在醉酒后的一番话着实触动到了我，你以前不是这样的，触动到了他，更触动到了所有的观众。

这片子是我相当喜欢的一个电影，他给了纳粹信徒们足够的理由，但是讽刺的是它居然是一部俄罗斯片。

2022-4-2看

1、 尋找天堂的三個人（Рай，2016）是美妙的電影，最後醍醐灌頂。可惜台灣的譯名破壞了觀眾探索的趣味。

2、電影前段困惑思緒，讓人分不清審判台上的時間究竟是戰爭中還是戰爭後，直到結束前五分之一，男女主角糾葛之中，答案揭曉之前，讓人突然頓悟。

3、法國警察隊長的故事讓人想到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2003）中成為積極忠貞共產黨要員的母親。但是由於他的好色，證明了他單純的一面，他不是貫徹理念的蓋世太保。他的角色形象背負著雙重性：反應法國對於二戰的態度，以及反應他個人的生存策略。

4、俄羅斯的女人拿到護照，可以遠走高飛，這一幕伏筆和悄悄告訴她（Hable con ella，2002）男護士計畫越獄如出一轍。這個女人最終從物質世界中走入精神的解放。

5、德國軍官表現出自我迷戀的心理觀點。自戀的人有兩種防衛自我的方式，一是加強自戀程度，以避免失敗或外界的批評造成傷害；二是改造現實，讓世界符合他的自戀形象。佛洛姆，人的心，第四章、個人和社會的自我迷戀：

我們可以在那些擁有特權的人那裡找到自戀的特例，這一例子也揭示了健全的人和精神病患者之間的區別。埃及的法老、羅馬的凱撒，波吉亞、希特勒、史達林、特魯希略——他們都體現了某些共同的特徵。他們擁有絕對的權力；他們的言詞就是對一切事物，包括生與死的最高判斷；似乎不存在任何局限性可以限制他們為所欲為的能力。他們是上帝，僅僅受到疾病、年齡和死亡的限制。他們試圖通過超越人類生存的局限性這一令人絕望的方式來解決人類生存的問題，並自以為自己擁有無限制的欲望和權力，因而可以同無數個婦女一起睡覺，可以殺害無數人，到處建造別墅；他們想「得到月亮」，「想做一切不可能辦到的事情。」這是一種瘋狂的行為，儘管這是想通過自以為別人都不是人的方式來解決生存問題所作出的一種嘗試。這種瘋狂的行為在受害人的一生中不斷出現，他越想成為上帝，也就使自己越來越脫離人類；孤獨使他感到恐懼，每個人似乎都成了他的敵人，因此，為了忍受這種恐懼的結局，他開始增強自己的權力、野蠻行為和自戀。這種凱撒式的瘋狂行為不是別的，正是痛苦的精神病，如果不是出於這個原因的話，即凱撒想利用自己的權力使現實服從其本人自戀的幻想。他迫使每個人都同意，他就是上帝，是最有力量、最聰明的人——因此他那權迷心竅的自大狂似乎是一種合理的感情。而另一方面，許多人都仇恨他，並試圖推翻和殺死他——因此，他那病態的疑慮得到了一系列事實的支持。結果，他不再感到脫離現實——於是，儘管自己處在危險的狀態中，他仍然保持著一點健全的心智。

6、三個角色向你告白，你怎麼說？觀眾不僅是陪審團，觀眾更是上帝，對人物進行縝密的檢視。偉大攝影的基礎：人物，從世界抽離（圖1）一節：

這幅白背景的作品完全割除了環境……，一點線索都不留，導致觀看者對於畫面中角色們的處境毫無頭緒。……樸素的背景會使拍攝對象從世界抽離並凸顯出來，讓觀看者得以對他們進行仔細檢視。……白色背景下，這些人物的美並非來自於精心打扮及社會地位，而是生活。

這幅白背景的作品完全割除了環境……，一點線索都不留，導致觀看者對於畫面中角色們的處境毫無頭緒。（圖1）

典型也不典型的二战集中营片。各种元素都在，贵族军官，犹太人、斯拉夫人、残疾人，法国沦陷，卡波（集中营里管囚犯的囚犯），腐败，以及奥斯维辛（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因为看似残酷却又十分有空子钻）。

不太典型的是俄国王妃的遭遇不太一样，在集中营没被直接扔毒气室，还谋得仓库的好差事，后来当了仆人，还被一个纳粹军官深爱着。这种情况下保命的人，有，但非常少。

对于军官，某种程度来讲他的确很蠢，因为身份教育和俊美的外表，让他在纳粹的体系中平步青云，却依旧抱有十分不切实际的完美理想。个人倒不信他真的很想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员，毕竟现在吃穿不愁天天体面光鲜，总比用配给券过日子强。他可以轻易说出“你（残疾的）哥哥早已不配当德国人”，可见他眼中已经对元首那套说辞，人群优劣有了很明显的分级。他嘴里停不下来的苏联苏联，不是真的想去，也不是真的很崇敬，从电影中反馈出的动机来看，是出于对苏联文学景仰。他有自己的这份梦想，所以“”喜欢王妃”是建立在“她是苏联人”的基础上（确切来讲应该是沙皇俄国人吧……这种贵族身份也就只可能是从沙皇时期过度到苏联的），以及她与自己的阶级对等，并有一段邂逅等综合因素导致的执念。本质上他并不能称之为善良，因为他就是带着优越性、阶级性。一切难道不都是他的为所欲为？眼瞅着战败，不想着贯彻执行焦土政策，而是要带着他爱的女人去爷爷在南美开垦的新日耳曼尼亚。为了他的痴迷，把一个元首划为“敌人”“劣等人”的斯拉夫人放到自己身边，这种时候倒把戈培尔的宣传忘个精光。（想想他如何形容犹太人，说虽然不信似电影里那样，犹太人喝小孩儿的血，但也差不多。）以及为了他的女人，让一个深爱着自己的军官、曾经的大学同学去给这女罪犯搞通行证。他知道两人的关系不能说破，但他也知道“同性恋”这点是同学的软肋。“为了我，去做。”这么拿捏人，也真是很“珍惜”这份情意了。

嘛，我不是说不喜欢这影片，也不是说不喜欢男主（帅是tm真的，表象里的温柔善良也是真的），而是想说其实他被塑造得很多面，只是外表太具迷惑性了。如果换一个典型日耳曼人的长相，还看着有点凶的那种的话，也许对这个角色的认知就更多面了。在这部电影中，他是绝对的主角，但对这个主角没有办法评判他好与不好。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不是个好情人，也不是个好朋友，更不是一个好军人，只能说他是一个在这个体系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很现实的自私自利，但那种情况下你也不能要求他多么道德正义。

以及这个剧情片中，个人很喜欢音效，人走在地板上哐哐的，汽车引擎声，以及开门关门时酒吧声音的处理，防空警报声，战斗机轰鸣声……如果不是看到熟悉的演员，会有看老片子的错觉。

最打动我的镜头，是四分之一犹太人血统的女人，刚被解除逮捕，扑向自己照顾多年的残疾人伴侣，却又要眼看侄女等犹太人被纳粹抓走，在镜头前左跑右，右跑左，左跑右……却什么都做不了。集中营里脱死人鞋算不了什么，毕竟那个境地，每个人的人性都没有了。但审判者是你曾经喂过食物的小辈的情况下，他却执意冷酷无情地拆散你的家庭，你却无能为力时，才会觉得残酷吧。真正的煎熬不是被划拨到地狱的哪一层，而是从天堂掉到地狱的过程，以及彻底反转的那一刻。就像王妃说的，他们（对她）什么没做的时候最害怕，（到了集中营）后来就没什么可怕了。

1942年，欧洲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整个欧洲大陆只剩英国人还在苦苦支撑，法国已经被德军占领，反抗力量只能将战场转移至地下，尽量营救遭受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这时的巴黎，一个法国警察局长，一个俄国贵族女人，一个德国党卫军军官，本处在平行时空的三人因为一起犹太人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前途命运。

奥尔加曾是俄国贵族，也许是因为国内政治势力的转变，让她来到了巴黎生活，但是1942年的法国也已经不再安全，盖世太保利用占领区的法国警察大肆搜捕犹太人。在这期间奥尔加救助了两个犹太人小孩，给他们提供了临时住所，然而她地下组织成员的身份也因此暴露了，被捕后法国警长决定对她亲自审问。朱尔斯是地道的法国人，乡下出身的他做到警察局长的位置十分不易，所以即便作为占领区的警长要受德国人指挥，大多数时候他还是选择忍气吞声。这场战争延续的时间比他预计的还要持久，面对妻子指责他是德国人的帮凶，朱尔斯只能用自己没有亲手杀人来辩解，虽然他明知这理由过于苍白。

朱尔斯和家人

朱尔斯了解奥尔加的身份，也知道她包庇犹太人的事实，以他胆小谨慎的作风，本应直接上报给盖世太保，但在奥尔加主动引诱之后，他对这个俄国贵妇又产生了犹豫。奥尔加本寄往于出卖身体可以帮自己逃过一劫，但千算万算没想到反抗组织早已盯上了朱尔斯，偏偏选在同一天暗杀了他，没了警长可能的庇护，奥尔加的下场只能是集中营。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天堂存在，那么集中营一定是最远离它的地方。赫尔穆特上尉是帝国最优秀的党卫军人之一，拥有显赫的贵族家庭和纯正的日耳曼血统，他象征着纳粹眼中完美的未来，受到最高统帅之一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接见，希姆莱转达了元首对他的期望以及纳粹德国的宏图愿景，并交给他一项任务，解决集中营军官贪污敛财的问题，于是赫尔穆特来到了同一座集中营，在这里他又见到了奥尔加。

赫尔穆特

1933年的意大利，二战的硝烟还远未见踪影，赫尔穆特认识了同样来此度假的奥尔加并深深爱上了她，他印象里的奥尔加是举手投足都透露出雍容气息的贵妇，然而意料之外的再度相见却是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里。赫尔穆特利用手中的权利将奥尔加安排在自己身边，但这并不能让她完全脱离苦海，赫尔穆特为此准备了假身份让朋友将她送往瑞士。奥尔加本有机会远走高飞，但最后关头她却选择替难友进入毒气室，而让难友带着自己曾搭救过的两个孩子离开。在通往毒气室的路上，奥尔加奋力攀着墙壁，最后看了一眼外面的世界，她微笑着在墙上刻下“天堂”这个词，继而随着囚犯们的身影消失在了黑暗尽头。

战争中最残酷的部分往往发生在战场以外的地方，没有炮火轰鸣的集中营里充斥着的是寂静的恐怖，无论在何时看来，集中营的历史都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噩梦。不管被关押的囚犯之前是什么身份地位，惨无人道的生活都会让他们失去基本的人性，为了争夺仅有的生存资源，人类也会变得如同野狗一般。电影中有一幕令人难以忘记，冰天雪地里一位年老的囚犯突然栽倒在地，正在吃饭的手无力地滑落，盛汤的小碗跌落在地上，她就这样死去了。而周围的人似乎已经对死亡见怪不怪，像食腐的乌鸦一样迅速围拢上来，在死者身上寻找有用的东西。奥尔加在争抢中得到了一双靴子，之前自己的那双被人偷走，她只能光脚在雪地里干活。而来晚的人看没什么可以搜寻的，就端起了死者的饭碗，面无表情地喝着残存的剩汤，所有人的眼中都看不到一丝光亮，他们就好像只剩下一具具躯壳，失去了人的意识在苟活着。

这场景实在是太令人感到难过了，如果不是因为集中营的摧残，他们也曾是和你我一样普通的人。恶劣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德国军人的虐待、发霉又稀少的食物、渺茫的获救希望以及随时可能轮到自己的死亡，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囚犯们的心理，最终令他们扭曲到只剩下生存这一个念头，而身为人的种种道德伦理早已被抛到脑后。历史上那些集中营的幸存者，需要花费数年乃至余生所有时间重新学会如何做人，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能活下来已是他们的幸运。

无论是法国人、俄国人还是德国人，他们都在坚持自己所认为的正义，然而自己确信的正义就一定正确吗。朱尔斯或许并不愿为德国人卖命，但身为警长他只能在权限内保护得了家人，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成为民族英雄。反抗组织杀掉警长时也许认为自己是在行使正义，可是他们也在无意中断送了另一个人的生路，而死去的只不过是又一个同胞。

赫尔穆特的家族和尼采有过渊源，他本人亦热爱哲学和艺术，但是元首的演讲告诉他真正的德国人不该只满足于此，优秀的日耳曼人理应领导其他民族，他必须变得强大起来。赫尔穆特也曾拯救过犹太人，他并不完全认同犹太人劣等的理论，但又坚信元首代表着正义，当他得知契科夫的未婚妻死在了毒气室里，内心意识形态的矛盾才终于激化。曾几何时，他和朋友在大学里彻夜讨论契科夫的哲学理论，然而此时哲学却不能阻止他们按下毒气的开关。

朋友说，那些死去的囚犯的灵魂没有离开，他们就像团团迷雾围绕在你身边，“而我们自己也变成了鬼魂，是时候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一切了。如果你的契科夫知道世界是这副模样，你猜他会说什么。”“他什么都不会说。”赫尔穆特最终意识到，拥有人的信念比纳粹给予的所有荣耀都更加宝贵，是奥尔加让他重新变回了人。

来到天堂的三人向上帝述说他们的一生，最终只有奥尔加被允许进入天堂。无疑她是牺牲最多的那个，以自己为代价换取三个人的性命，是因为她们更有活下去的理由。在集中营这种地方，没有信念的人是难以坚持的，赫尔穆特给过她希望，但除此之外，奥尔加找不到其他理由。也许她已经对这个世界太过失望了，集中营让她见识到了人类最黑暗的一面，这里是好战者的天堂，却是人性的地狱。所以奥尔加选择去往真正的天堂，而她为捍卫人性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她这样的资格。

感谢北京国际电影节，让我得以一睹期待已久的《战争天堂（2016）》。

在导演Andrey Konchalovskiy（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的掌控下，这部电影呈现出了一种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一个夹缝中求生存的好色法国警官朱尔斯、一个迷茫而无畏的俄国王妃奥尔加，和一个自我纠结的纳粹高级将领赫尔穆特，三人的自我剖白与回忆中的现实相互交缠。

在这个发生于1940年代的二战故事里，它的一帧帧画面，尤其是这对错位鸳鸯在意大利度假的那些往昔回忆，让我想起了生于圣彼得堡、在1920、1930年代的欧美大放异彩的时尚摄影大师George Hoyningen-Huené（乔治·霍伊宁根-许纳）的作品。可见本片的摄影师Alexander Simonov（亚历山大·西蒙诺夫）对那个时代上层生活的拿捏之精准。对了，Hoyningen-Huené恰巧是一名俄国流亡男爵，也曾在法国生活。

但很明显，导演Konchalovskiy似乎有意削弱奥尔加身上的俄国色彩，除了“嫁给了一个不爱的王子”、“职业是《Vogue》杂志编辑”以及“会和纳粹情人谈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之外，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的信息非常丰富。

在我的知识架构里，唯二有深刻印象的大规模俄国或前苏联流亡式迁徙，一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大批贵族远逃欧洲；二则与前苏联“大恐怖（the Great Terror）”时期和著名的河滨公寓（The House on the Embankment）有关，被遣送至世界另一端的社会精英人数巨大（总体而言，他们仍属于幸运的那一小部分人）。基于这个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俄国贵族女人会出现在这个故事情境里。

曾经听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在20世纪初的巴黎，最不缺的就是俄国流亡公主／王妃”。她们没有了城堡和庄园，在维持奢靡生活的路上也到了强弩之末的阶段。为了生存，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法语的贵族女子愿意为各种时装屋或杂志负担模特的工作；更有甚者，还当起了设计师。因此，奥尔加选择了这个职业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惊讶之处——当时的时尚界已然需要名流效应，而落难贵族也需要新的经济来源。

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女性，在社会现实面前，必须学会审时度势。拿奥尔加来举例，为了脱罪，向盖世太保的同伙性贿赂？可以。想要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与纳粹将领保持关系？也可以。听起来貌似有些堕落而自我，但Konchalovskiy还是爱这些“飘零燕”般的女子的，因为他给奥尔加的献身加上了手足共情与家国大义的前提。

台湾地区给这部电影的译名，是“寻找天堂的三个人”。判定这三个人是否抵达了理想彼岸的权力，Konchalovskiy交给了“第四堵墙”这边的人们。那么，奥尔加找到了吗？

和其余两个主角一样，在自白片段里，奥尔加往往流露出懊悔的表情。这令我想起曾在一个展览上，看到的“大恐怖”期间被滥杀的“罪犯”们在临刑前被照片定格的那一刻，他们大多神色麻木。但幸运的特权阶层还有空间回顾一生，流泪、崩溃，恼怒自己棋差一着；而那些不幸的人，万般不安也只能化为无力反抗的接受，生死不由人。

人造的天堂，不论是纳粹的雅利安狂想，还是亚细亚的理想主义，在真实的死亡面前，都现了原形。而奥尔加，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天堂”。或许，她有自己的新天堂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