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引发的非议,或者其本质问题,已经在《方形》这部电影中得到了全面展现。之所以产生问题,其原因与“大众艺术”这个词汇中直露的悖论如出一辙。当代艺术其实也已经将自己变为“大众艺术”,但不是像电影那般通过商业达致的普及,而是在姿态上变得更加民主:比方说装置艺术,便是邀请观众一同进行体验。艺术不再有门槛之限,它敞向所有人。
当代艺术从自身缘发出了这种民主化倾向,但与此同时,它也仍然不忘记自己还是一门“艺术”,即一种加工、制造并进行包装的非消费品。它建构在艺术内部的话语与规则之上,逾越了日常生活的界限。这是当代艺术既敞开身姿接纳看众,同时又让他们觉得难懂的原因。当代艺术在显现出民主社会共有的平等观念时,也不能忘记自己首先是作为艺术存在的。
这种矛盾反映在了《方形》中,电影一开头就是女记者采访策展人克里斯蒂安的场景。面对出现在美术馆官方网站上的展览介绍,满脸疑惑的女记者想向克里斯蒂安探个究竟,却没想到收到的回复竟然如此简单:一件日用品放在美术馆中,是否也能成为艺术?在此,尴尬或者说幽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克里斯蒂安直接但同时又有点无奈地指出了展览简介“不说人话”的事实。
这难道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看展活动中,都能明显感觉到的吗?无论是策展人还是艺术家,似乎共用着一套与日常用语迥异的话语体系。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能在展览的前言中读懂展览信息,更多情况是被淹没在高大上的术语中,有时还会有不少理论话语来帮忙。前言原本用来帮助观者理解展览,最后让人感到更加困惑,说明它只有一个目的:即将作品包装为“艺术”,超越常人的理解。
当然,也有一些真诚的前言确实点中了展览的要点,但大多数都只为显示自己的“高级”,故而不想说人话。艺术难道不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伪装起来的吗?首先组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必须包括艺术家、评论家、还有有钱的买家,艺术家负责生产作品,评论家吹捧,买家购买,艺术就在三方组成的封闭圈子里流转。并没有观众什么事,最后等到某位艺术家被吹捧起来了(以作品卖价衡量),观众便顺理成章地加入进来。名气源自内部炒作,与观众无关。
《方形》以逗趣的方式戳穿了艺术活动的这些“阴谋”,其中并没有高高在上的得意姿态,不如说姿态贵显真诚。比如在展现当代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奇怪的关系上,《方形》再次采用了当面交流。艺术家与主持人安坐在台上,观众静静待在台下聆听。内着工装、外套西装的打扮,显示出艺术家虚伪的本性。谈话情形也极为常见,对谈内容都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艺术家的回答必须使用一台解码机器才能解析。而观众却傻乎乎地坐在台下做好涨姿势的准备,但很可能对谈结束之后他们什么也没获得。
这还只是复制现实生活中艺术对谈的表面现象,更加妙趣的是台下一位观众因为病症不断地喊出不堪入耳的粗话。这既是一个象征,代表着观众内心被压抑的不解和愤怒开始爆发出来——因为没有人会说自己完全看不懂当代艺术,而事实是他真的很可能完全没懂,而为了伪装自己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他现在选择乖乖地坐在台下聆听发言,并装作听懂的样子——困惑和不解这个真实情况被压抑在潜意识里。这些辱骂是对观众内心的病症学诊断。
同时这也将整个访谈现场变为一处艺术现场,因为它逾越了现实世界运作的规则,引人进入在场的情境中,并目睹自己身上涌现出的尴尬。在如此严肃的艺术访谈中,观众应当约定不发出任何声音才是,除非是想提问。但现在,这套约定俗成的规则被打破了,日常生活的交流遂变成一次艺术行为,所有人都卷入艺术运作的场域里。这是整个场景引人发笑的原因:艺术家虚伪的话语被揭穿,艺术活动假造的姿态被拉低,艺术被嘲讽、被戏谑。
反映策展人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方形》中有两处。其中一处是某件艺术品堆积的碎石不小心被参观者踢掉,面对如此严重的一件事情,克里斯蒂安“急中生智”直接指示工作人员重新将其堆好。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是当着女记者的面作出这些指示的。可能因为女记者不懂瑞典语因而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情况也很可能相反。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事件引发的就是作品的归属问题。如果作品被破坏后,策展人能在不告知艺术家的情况下自己将其修复,那么这件艺术品还能不能算是这位艺术家个人的作品?
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策展人或美术馆方面并没有权力来将因为观众不小心破坏的展品自行修复,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当然,因为这只是一件堆积作品,其完成也很可能就是工作人员做的,修复前后也基本上看不出本质差别。但因为非艺术家的外力作用在了艺术品上,那么它恐怕就不能再算是一件个人作品。这也许就是艺术圈中众所周知的谎言,克里斯蒂安显然“驾轻就熟”,对于这种突发事件懂得如何处理;而《方形》揭开的只是其中一角。
这组镜头之所以让人感到尴尬、有趣,并引发了一丝丝难解,在于克里斯蒂安是当在女记者的面做出指示的,当时两人可正在计较性与爱的问题呢——撇开这个厚重又深刻的话题吧,虽然它很能揭示中产阶级道貌岸然的虚伪本性——只谈指示的毫不遮掩,很可能说明了美术馆自行修复作品的举动在艺术圈中乃是司空见怪的事情,即便艺术家知道了又怎样,还不如省点事更好。这从侧面透露出被蒙骗的只是观众,而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记者等无非沆瀣一气。
当然,观众也不是蠢蛋,他们以自己的“无知”抗拒着艺术作品的“高深”。这反映在电影中出现的几处对展览现场的观察。作品旁边毫无例外地坐着傻乎乎的工作人员,监督看展的观众不去破坏展品。然后观众一律带着无知的神情从墙壁后面探出头来,偷偷瞟了一眼便匆匆离去。或者随身挂着相机的观众进到展览现场,呆立在那里,随便瞄上几眼,拍下几张照片,然后赶往下一处展览现场。观众自然是看不懂的,但他们也不想看懂,他们展示着自己的“无知”,撕下艺术圈道貌岸然的伪饰姿态。
这个场景之所以引人发笑,是因为我们感觉到它们是如此的熟悉。在平时的看展过程中,不是经常看到类似的情形吗?走马观花的游客打卡一般流转在一个个展厅,而对作品有多少具体的欣赏价值他们是不太关心的,他们在乎的是能不能拍下照片,发到朋友圈。或者我们自己也不是这样吗?即便带着一种审美的心态,但对当代艺术过于高深的理念感到蒙逼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匆匆瞄几眼,甩头走人吗?
如果说当代艺术将观众隔绝在外面,以内部圈子的方式运作,那么它同时也不得不“邀请”观众,来伪装自己确实是在进行艺术展览,虽然观众在此是以虚拟的方式存在的。与此同时,观众也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艺术作品,比如将其当作拍照的背景或抬高生活品位的工具。原先是艺术家通过作品与观众进行交流,如今则是作品将艺术家和观众隔绝了开来。这就是当代艺术虚伪的内核,艺术成为了上层阶级自我话语的建构,大众只是被利用来为它的“民主化”阴谋服务。
反映在作品-世界这一轴线的,是美术馆对展览作品的宣传,这同样也可以看成是策展人-作品轴线,但我们放在这里讨论。《方形》中作品宣传的话题,是电影中尤其重要的一块。因为只考虑流量,“病毒式传播”的宣传引发了伦理争议。在这里,电影再次逾越出中产阶级的话语范域,将克里斯蒂安拖入了尴尬的境地。这当然是为了再次凸显中产阶级道貌岸然的形象,同时也在嘲讽现代社会只看流量的宣传方式。
一切都是话题,与艺术作品了无关系。并不是艺术作品吸引观众来看展了,而是外在于它的宣传吸引了大量观众。这难道还不虚伪吗?还不本末倒置吗?如果说连当代艺术(号称最标新立异)都要病毒式宣传来吸引观众的话,那么其他的展览怎样才能保持人气?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反映在“作品-世界”这轴的,还有就是如果作品中的人物侵入了现实,会发生什么?
这也许是《方形》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原本只出现在展览屏幕上的奥列格如今化身为一具怒吼的猩猩出现在晚宴上,这是艺术侵入到了现实,虚构与真实并置在了一起。现实生活的晚宴于是变成了一次行为艺术的展览现场:大家都以为只是来助兴的表演最终竟然发展为一场闹剧,震惊不已的中产阶级人士们还想在危急时刻保持住自己的体面(以那位艺术家为例),实在让人哑然失笑。这涉及到了如何看待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这部拿下2017戛纳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方形》(又称《自由广场》)其情节属于散文式的结构,它不是类型片的那种以情节点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而是以主人公的杂乱的生活经历为时间线。当然,好的散文都是形散而神不散,找到隐藏在故事里的“神”,便也解开这部电影的内核了。
我认为这部电影的核心便是一个“方框”,可不是艺术馆里造的那个,而是隐藏在其他什么地方的方框。
找它像是做那种解密游戏,得需要点耐心。下面我们就来逐段戏看。 当然,寻找和解密过程纯属本人的主观臆想,也许跟导演本人意图相差甚远。但我想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动脑思考的过程中本人享受到了观影的无限乐趣。在此与大家分享。
1、开场戏:黑屏字幕+电子重音乐
好强烈的叙事黑屏画面!导演真的是一点不浪费时间!叙的什么事,看看后面的画面就知道了:躺在沙发狼狈不堪的人还没睡醒呢,耳朵还在耳鸣呢!想必昨晚Happy过了头。
再往下看,好强烈的反差:
2、采访
这下我们知道了,刚才那个熬夜 Happy 的睡沙发的男人是艺术馆馆长啊!你别说,把他搁在展厅的打光灯下,整理下头发,戴上眼睛,还真是个馆长的范儿!
采访中馆长自己做的一个譬如:譬如把你(指采访者)的包放在展厅里,是不是它就成了个艺术品了!呵呵,多巧妙的设置,馆长不就那包吗!
除此外这段戏还藏着很多东西:仔细看那女记者的装扮和状态:头发散乱,项链在乳沟上歪挂着,采访文件洒了一地,想必也没休息好;
还有她问的第二个问题:夜谈活动,旨在探索可展览性中蕴藏的动力...这个“夜谈活动”是什么?哈,想必开头那电子重音乐和呼喊声已经让我们初见端倪了。如果不过瘾,别急,后面戏还有!
3、撤铜像、布展品(The Square)
方框第一次出现,当然,第一遍看的人可能看不出来,因为都是局部画面,而且“方形”展品还在搭建中。好在紧随其后便是开篇电影名称:The Square
4、广场丢手机事件
这段戏演了个再俗套不过的偷盗骗局了,不在话下。倒是一些局外戏挺有嚼头:首先是馆长救完人后和另一个人互动的状态:俩人甚至还击掌庆贺了下,这哪是救人,这是做了场游戏。
其次他们为什么会参与这场游戏(要知道先前他们可是对路边的乞丐不闻不问的!)这全在于那个被喊出口的“HELP”。我隐约想到前场戏展品上的字: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help像是只脚,踏进了”方形“。
注意:到此十分钟,那句话已经出现两次了!(之后还会反复出现)
这场“丢手机”的戏看似让剧情进入了一种类型片的模式,它的确起到了一种对观众的牵引作用。但导演目的仅仅在此吗?当然不是,否则这片也不会折服戛纳评审团了!往下看——
5、两组参观者
一组去城堡的(几个中国人,听出来了吗),一组去展馆的。注意,第一组寻路时画外第一次传来了“野人”的声音。
6、宣传推广会
这段戏导演的手法极其高明!高在哪,听我道来——
我被动地把这段戏分成了两部分,其一是那两个广告公司年轻人说话的部分(这部分我彻底听走神儿了),其二是其他人说话的部分(还好没走神儿)。
为什么这段戏会对我造成这种效果,回头看第二遍我才恍然:原来是那个婴儿搞的鬼!注意,广告公司人讲的话正是关于“吸引眼球”的问题,而恰恰他们在说这个时,那婴儿抢了戏。
广告公司的人一停嘴,那大胡子老头说话时立马把婴儿最堵上了。没错,这足以证明导演的讽刺目的了!这种伴随着广告推广公司两个年轻人的讽刺随后还有的是!
另外,我们的馆长呢,我相信很多观众和他一样,心不在焉,还惦记着自己被偷的手机呢!没错,之前那场“偷手机”的另一个让人走神儿的作用发酵了!终于,宣传会末端,馆长憋不住了,跟众人说起此事。
7、追踪手机、送威胁信
这场戏整个过程很奇怪,你会发现被盗者没有任何愤怒和难过的情绪。相反他们在追踪手机、送威胁信整个过程里都很兴奋,他们简直就是在享受这个被偷后的过程。
直到馆长自己的车被人家划坏了,他们才开始担忧。可见,丢一部手机对一位上流社会的艺术馆馆长来说根本就是不痛不痒,手机和钱包对被偷者和偷着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有个小细节,馆长回家后洗澡,找到了自己丢失的号称父亲留下的纽扣。然而,那些威胁信已经发出了。
8、馆长演讲
在追踪手机和送信过程中,电影还插入了这样一段戏:馆长演讲。听得人一看都是知识分子、中产精英。讲的内容大概还是他们那个方框的概念,到场的人听得津津有味。在演讲结束后记得又来了个厨师长,向大家介绍晚餐菜品吗,厨师长介绍中人们纷纷开始离席...
前后形成强烈反差。差在哪里:一个是馆长,一个是厨师长。馆长在这个艺术馆里得到了身份的升华,很可惜厨师长没这么幸运,即便他也站在这个区域内,其身份还是个厨子。
9、馆长与乞丐
馆长穿过充满乞丐的街区,来到快餐店,询问是否有包裹的同时,不情愿地给乞丐买了个汉堡后离开。
这段戏我看到了什么:说实话,没有同情,没有温存,更没有怜悯。只有矛盾。什么矛盾,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从乞丐和馆长间的表情和对话便知。
10、艺术家演讲现场
演讲前有个小插曲:一个参观者要对艺术品拍照,被管理员制止。(这是否为之后清洁工误把艺术品扫去那场戏埋下伏笔?)
艺术家演讲现场完全被一个得了“抽动秽言综合症”的人抢了风头。挺尴尬的,那发作的人也挺惹旁人厌的。
那么,这位病人除对讲座造成了影响外,还有什么呢?后文自有答案。
11、馆长收到被偷包裹
自然,那些威胁信起作用了。馆长收到遗失的手机和钱包,兴奋之余还把钱包的钱全给了乞丐。没错,这再次证明馆长不差钱儿!他对穷人是否会伸手完全取决于他开不开心。当然他不会对他发出的几十封威胁信负责人。
12、美术馆之夜(夜谈活动)
如果没过足开头音乐瘾的这回可以管够了!还有画面。没错,这就是人家上流社会的“夜谈活动”:蹦迪、看手机、泡妞…(是不是跟《绝美之城》、《甜蜜生活》、《夜》里场景异曲同工)。
馆长和美国女记者的艳遇就这在这“夜谈活动中”产生的。值得讽刺的是,两人勾搭上的催化剂竟然是模仿那个“抽动秽言综合症”病人的动作语言。没错,对于一个称受折磨的患者来说,他对这些精英们的唯一价值就在此了。
13、做爱
这场做爱戏很奇怪:一是有个大猩猩在旁;二是女记者做爱时的表情(尤其是女在上时的表情);三是做完爱两人抢盛满精子的避孕套。这三点起初让我实在找不到北,不知道导演想说什么!
待第二遍看后发现了一些细微的东西:女记者做爱时的表情和动作,那不就俨然一只大猩猩吗!再看看那只大猩猩做的事情:看杂志、描口红(之后戏),难不成导演用那只大猩猩暗示背后的女记者?两人事后抢避孕套就更好理解了,那体现出一个问题:就是馆长对女记者根本不信任!
14、宣传推广会
开会前电梯里的俩广告推广公司的年轻人很有意思:一个心思在自己扎不扎头发上,另一个则惦记着划拳谁赢谁输,估计输的就是那个得表演小孩儿被炸方案的人。
你能想象到吗,一件伟大艺术品的推广就是这种人做出来的(好有意思,最擅长用这种讽刺手法的人我觉得就是伍迪艾伦了。)要知道,往往一个点击量10w+的帖子也就是在这些人手里出来的。 而我们的馆长呢,心思早不在这了,于是,视频推广方案也就这么过了!
15、小孩儿大闹快餐店
发威胁信事件没结束。另一个小孩儿找上了门,他因这封威胁信被父母冤枉了!从这场戏可以看出,那个馆长的下属,提出发威胁信点子的年轻人,在遇到事后麻烦时完全是处于推责的态度。好在他对付的是个小孩儿(要知道人家划车的时候他屁都没敢放一个)。
至于导演为什么要在此选择一个小孩儿,而这个小孩儿的愤怒和表演又那么成年化,自然有导演的象征性意图,象征什么?到(23)场戏便知。
16、馆长与女记者
在两人发生一夜情后,女记者再次找上了门。在两人对峙之前有个小插曲:那个由一堆堆沙子构成的艺术品被清洁工不小心扫啦!这可不得了啦,助理都差点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了。哈哈,不知道我为什么想笑,我想起了前几年中国的一个新闻:某大妈在首饰店不小心把个价值几百万的首饰掰断了…
还是馆长稳,让助理照着原来照片的样把沙子撒回去。馆长行为证明:那不就是堆沙子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艺术对他来说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然,他们对待爱情和性也如此。好啦,下面就是女记者与馆长的长篇大论了…
17、馆长家中看信、女儿打架
馆长看的是大闹快餐店的那个小孩儿的回信,馆长的第一反应是笑了。
为什么笑,因为那是个来自小孩儿的恐吓信,你能想象到吗,字体应该也是小学生那种字体,换给我也会笑。但如果你能想到馆长写威胁信时的情节,那就是另一番笑意了:馆长也曾因电脑字体太孩子气而修改。
这个讽刺埋的好远。馆长和小孩子之间的对战,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战,上流社会和底层之间的对战,就在这一来一往的恐吓信里演绎出来了。是不是有种哭笑不得的滑稽感! 紧随其后馆长的两个女儿回来了,注意,是打着闹着回来了。父亲极力地拉开了两个女孩儿,劝导、教育、安慰他俩儿…
自此,馆长对那个小男孩儿和对自己两个女儿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推责,后者负责)。这部电影关于那个方形的主题我想也开始慢慢显露出来了。
18、信任之屋(The Square)
我们再次看到了艺术馆的那件艺术品,再次听到了那句话: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没错,馆长的女儿幸运地站到了这个方框内,而那个小男孩儿以及他代表的那个阶层的人却在馆长划出的方框之外。
这场戏是个转折点,什么转折点,馆长(男主人公)意识形态反思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他开始尝试信任别人的转折点)。
19、接广告商电话、求助乞丐
接广告商电话是告知我们推广视频点击量 30 万了,为下文做了伏笔。求助乞丐则是印证了上文馆长思维的转变:他开始尝试信任他划出的方框外的人了。
至此,馆长的方框理论要开始崩溃了!
20、宣传视频、员工谈话、艺术馆高层对话
这段宣传视频用来阐释现代媒体再好不过了:没目的性、利用弱势群体、吸睛、暴力…
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广告公司、公关策划公司、自媒体、电商…哪个不是如此!好啦,看完视频,在来看看员工们的反应,乐开了花,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担责!他们甚至对被骂有了超强的免疫力。
而我们艺术馆的馆长和董事会可头疼了!
21、野人表演
这场戏是电影通篇最精彩的,也是最让人不舒服、尴尬的戏。为什么,因为导演把艺术品搁到现实中了。试想一下:
如果把个古希腊人物雕像摆在广场上,即便那雕像是赤身裸体,露着夸张的生殖器,游客也会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它,用高雅的举止去呵护它。可要是一个真人站在大庭广众下赤身裸体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更何况在此导演把个野人扔到了那些社会名流、高官显贵的宴席上。终于,那些文人雅士的底线被戳破了,就连馆长都受不了了!
22、小男孩儿大闹馆长家
野人刚大闹完宴席,小男孩儿就来大闹馆长公寓了。这次可不是试验艺术了,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生活中的矛盾冲突。
这两场戏让我的感触很深:艺术到底有没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我们到底还敢不敢相信那些被拉上台面的艺术家、艺术品所表现出来的善良、仁慈、博爱了。这点在馆长家楼梯口体现的淋漓尽致。换句话说,台上一套,台下又是另一套,那此类艺术还有什么价值?
我在思考这些问题,我想剧中的馆长也在矛盾挣扎中。
临了,他打发走小男孩儿后,自己在家中反复听到了不知从哪来的“help me”…终于,他出现在了之前那个空镜头里。
23、扒垃圾带、录手机视频
馆长冲出了自己的家门,淋着雨,翻越栏杆到了垃圾堆放处。
没错,他跃出了那个保护他的“方框”,而生活中的这个方框外的是什么:是贫穷、是危险、是底层人、是难民…
与其说之后的手机视频录制是给男孩儿的,倒不如说他在向男孩儿所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忏悔以及阐明导演观点(我认为小男孩儿正是代表了社会弱势群体):
我太自私了,莫不关心,先入为主…事实上,我是害怕那栋楼里的居民,害怕那些我印象中和你一样住在那栋楼里的人,那些负面的观念影响了我,也影响了社会的一贯看法。因为我可以很肯定,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而且我想你对我们也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不同,在某个爆发点就会引起政治冲突。你看这些问题个人都是无法解决的,这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我承认我错了,给你在视频里道歉,但你也得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宏观的、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我知道社会上大约有1/291分之一的人掌握着超过一半的世界财富,个人会很容易产生不平衡…
馆长的话被另一画面打断了,是女记者和大猩猩,可惜女记者打不通了,这算不算馆长迈出方框外了?
24、记者会
这场记者会好有意思!上半场所有人都在谴责艺术馆的宣传行为,职责馆长的过失。可不知怎么的,一纸声明后,突然所有人的焦点就转移了,转移到艺术馆接下来的展览项目上了。
好戏剧性的转变,可仔细一想,现实中不就这样吗,过去的 2017 中国发生了多杀大事:江歌案、红黄蓝…可有几个社会热点持续超过一个周。这大概就是媒体,就是舆论。倒是艺术馆和那艺术家因祸得福了。
25、家中看杂志
这段我基本没看懂(杂志上写的和录音机报道没字幕翻译),但好像隐约感觉到,那个“方形”展品火了。
26、儿童集体舞现场
这段什么意思,我第一遍看根本就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然。第二遍才恍然:好大一个“方框”,我愣是没看到!
电影中反复提到的那句话(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终于在生活中体现了出来: 孩子们涌向方框内,尽情的展示自己,四位教练在一旁保护着他们,方框内,没有人会受伤(有没有点“麦田守望者”的感觉)。
至此,我找到了这部电影的“方框”。
27、找小男孩儿
馆长再次走出了自己的方框,这次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走出的。他们去了那栋楼。又一个新的方框出现了,你看到了吗?!
三个人围绕着底部的方框为圆心向上旋转,伴随着主题音乐;底层的方框越来越远,上面的方框越套越多。(我都快被转晕了)
纵观电影《方形》,你会发现导演在结构上自始至终突出了两个对立面:即艺术与现实生活。很可惜,往往那些被概念化了的“艺术方框”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而生活中的方框我们却很难看出。
电影最终,馆长和两个女儿无功而退,留下那个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没错,正想那主人公说的:这些问题个人都是无法解决的,这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
撰文:太虚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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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以各种缓慢的铺垫徐徐展开,路边乞讨的人衣冠楚楚的路人,来艺术展进行人类高级活动却不尊重厨师的人群,内心认同威胁信却希望借别人之手做自己觉得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的主角。讽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让观影者在影片进行中不断发掘,感到那种脑子里“叮”的一声声,来继续漫长的电影。
当然全片都在讽刺Christian真实可触的虚伪,但我感觉兽人的晚宴,楼梯里跟小男孩的冲突,这些有点过于刻意了,导演就是这样重复重复转圈圈地给自己的花瓶打磨上色。
片中一大烂笔,跟女记者的情节,讽刺利用权力征服女性上床的男人。仅仅因为女记者说自己不常跟人上床就一下子变无辜了?一次hookup从头到尾互相没有强迫,你情我愿,为什么事后要背上道德的负担?为什么男性要因为自己的先天性别cliche成为被谴责的一方?真正的男女平权是不预设立场,把一男一女当成两个“人”来看待。
继续大部分无聊无聊俗套俗套,直到辞职发布会,“是不是因为担忧而进行的自我审查?”精彩的一个问题!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什么,十几秒的爆红视频并不十恶不赦,为什么一个人的命运要因此改变,并且这个人还要逆来顺受,接受这个社会虚伪的逻辑。如果导演此处站在提问记者一边,配合前面的女记者事件,这是导演在选择性自由主义吗?
另外Christian一个从头到尾没有参与视频内容的人承担了所有责任,参与视频讨论的同事始终躲在事件背后,犹如在兽人宴会上安静的旁观者。
最后感觉选这样一部片做金棕榈也有点刻意的尴尬,如果为配合当前社会环境而着意选择此片,或者至少它加了分,是不是也是制度性歧视其他的优秀作品,鼓励八股文?
难道不是组委会配合电影,续的一个真实世界版的超现实主义的自我嘲讽?
当政治正确的当代艺术遭遇语境转移,当平权离开阶级的庇护……坍塌的不止是博物馆那个巨大的魔方。
距离上一次正经八百写影评已经好几年了,上周有幸参加平遥的首届国际电影节,八天里每天超过10个钟头坐在国际放映标准的影院里看4K乃至巨幕上的非商业片儿,彻底激起了我早已麻木的观影体验——要知道,自从若干次出现2D票必须换3D场的坑爹经历,我已经很久不进电影院。
这篇儿不是单纯的影评,出于喜爱,我想捋一下电影《魔方》中的三个艺术展和电影叙事的关系,毕竟,作为一个艺评人,总得有点儿专业态度。
【电影里的三个当代艺术展】
影片的第一个场景就是博物馆里的采访。
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博物馆馆长Christian,其中一个问题涉及到其艺评文章里的拗口用词。Christian解释半晌之后举了杜尚的“泉”做例子:博物馆对于艺术品来说,就是全部的意义。
作品A、景观装置
如果没有记错,这应该是一个关于某位艺术家把自身用品或垃圾做了多年的积累后,重塑成型,并堆砌成景观类装置作品。墙上的字是“YOU HAVE NOTHING””。
在电影里,这个作品从第一个镜头就被置为访谈的背景,中途多次出现游客参观、清洁工打扫的画面。
作品B、大猩猩(视频+行为艺术)
说的是“大猩猩”,由人类扮演的大猩猩,展示野兽的自然习性——其实也是艺术家或者导演对“人类兽性”一面的某种暗示。
值得一提的是,“大猩猩”的扮演者是《猩球崛起》的动作指导,也是一个著名的研究猩猩的艺术家。由他在本片饰演的“被艺术家豢养的类似大猩猩的人”,在高潮部分的表演,足以震撼荧屏内外。
作品C、魔方(方形)
Christian策展的阿根廷艺术家的作品“魔方(The Square)”的作品理念是这样的:方块里是一个信任和关怀的场所,走进它的内部,我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魔方》是贯穿电影始终、一直在包装宣传层面还未正式开放的重要展览,除了博物馆里的展厅部分,还有广场上的公共艺术作品。为了“布展”也就是将“方块”安置在广场上,电影开篇推翻了一座中骑士形象的雕像作品。
显然,骑士雕像是一种英雄崇拜的指征,而“方块”的代替,则是打破个体异化,提倡人人平等。换个说法,就是西方政治哲学里的“平权”意识。“平权”的本意是帮助少数及弱势群体,消除歧视;但是瑞典原本就是一个高度平等的国家,为什么影片还要挑这样一个话题?
要知道,在很多国家,过分强调和维护少数人的权利,早已遭到多数人的逆反心理,也由此出现一个词汇:“逆向歧视”。
回看展览《魔方》,从策展角度来说,一个展览,一旦涉及到公共艺术,面对的就不仅是进入博物馆的那批观众,还需要各阶层、群体的关注,甚至全民参与和讨论。当代艺术面对大众观看并不困难,毕竟,除了周一,博物馆每天都要开门,进门的人大部分都会参观所有展品;只是进门参观的人非常有限,当代艺术走出博物馆变成公共艺术,难在如何“引起关注”。于是博物馆主动出击寻找宣传和包装的方案,试图把这个作品的开展,作为一个话题在社会上引爆。
你看,一个相信艺术品只有在博物馆里才有价值的馆长,竟然试图让展馆里的作品,走出博物馆获得全民关注。然而,他的采访里并没说错,艺术品一旦离开博物馆,就什么都不是了——影片开启失控模式。
《魔方》是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参展影片里实力最强的一部,载誉“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既然是个电影,又是个国内上映遥遥无期的艺术片,那就索性用“艺术观看的角度”拆解一下剧情——就着那个艺术博物馆的背景和展览们。
《魔方》这个电影虽然有一条事件感很强的主线,却并非线性叙事。尤其是,从第一个镜头起,就透着一股子并不想让人看懂的“当代艺术”范儿。
影片主角Christian是瑞典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精英阶层、著名策展人,离异,开特斯拉。影片说的是Christian在广场上被碰瓷团伙盗走手机钱包,费尽周折粗暴找回,最后想要弥补“错误方式”造成的恶果。在这条主线上,身份和立场差异导致的人与人的不沟通、不信任,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日常“车祸”,而现代人社交恐惧的源头,在“车祸”中被镜头放大得纤毫毕现。
1、Christian上班路上在某广场遇到一个碰瓷团伙,当Christian面对未知威胁,在全员漠视的人潮中试图伸出援手时,“求助者”掳走了他的手机和钱包。
博物馆里,Christian的下属,一个年轻的黑人,对手机(开启了定位功能的苹果机)事件极其兴奋,主动跟踪定位,自告奋勇帮助Christian寻机。而方案是,给某栋被定位的“贫民窟”群发打印的威胁邮件:小偷,你被定位了,到XX便利店交还手机和钱包,注明XX收。
Christian被这个荒唐的方案说服了,带着同事找到那栋大楼。不料同事执意待在特斯拉里看车,Christian只得独自上楼发邮件。
上楼之前,Christian问他的同事,我还能相信你么?
2、Christian请的外宣团队来博物馆开会商讨《魔方》的宣传方案。值得一提是,一个画风奇特的老男人出现在会议上。在Christian的团队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拎着一个吃奶嘴的婴儿一起上班和开会。这个画面在电影里被多次强调。没错,这是典型的自由、开放、平权的象征,还会让人艳羡艺术家的浪漫——“艺术家”的身份往往会掩盖一切不合理,就像在艺术馆里,面对金箔和废纸,我们会一视同仁。
婴儿的出现,让这群拥有艺术界绝对话语权的人,显得过分随意和家常——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决定了“马桶”或者“垃圾”是否放在聚光下被我们解读成艺术。
3、第一个和艺术有关的“车祸”是在接下来的展览开幕酒会上,Christian发表完激动人心的人演讲之后,请出大厨介绍菜品,可是并没有人想听,艺术界的高端宾客纷纷涌向餐厅。茫然无措的厨师忽然大吼一声喝住人群,随即讲完菜品介绍。
为什么馆长站在这里侃侃而谈宾客都会驻足倾听,而厨师站在这里却被当做空气?
你看,即使是博物馆筛选出来的群体,也会出现无法倾听的尴尬。博物馆内的权利意识在这里出现第一个车祸。
4、作品A的作者在博物馆的论坛区接受公开访谈,观众席中出现一个口吐侮辱性词汇的妥瑞氏症患者(不自主出声、怪叫),又是平权意识的左右,不仅没有人去劝阻或者把他带离现场,还有一群人帮腔解释病人的不自控,并要求大家理解以及假装没有听到。
这段长达五分钟的访谈现场,像极了行为艺术。主持人、艺术家、观众,以及屏幕外的人,在一声声“表子、狗屎”的辱骂中,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沉默着。
道理上没毛病:不分种族、信仰和肤色,以及老弱病残孕,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义务,包括在一个艺术殿堂里听一场论坛。这是平权的基本。但是为了照顾老弱病残孕,而牺牲掉的一部分人的权利,比如正常听讲座的权利,是否又违背了“平权”的基本概念呢?
博物馆里的第二场车祸,仿佛上一个车祸的高端版本,这一次,众宾客选择了忍耐。
——此处假装有截图——
5、虽然发邮件那晚的经历极其不快,Christian的钱包和手机竟然完璧归赵。极度欣喜的Christian在博物馆的派对上疯狂作乐,随后和那位采访过他的美国女记者回家。在她的家里,极其荒诞的场景出现了:一只兀自走动,假装没有看到他们,坐在客厅里画画涂口红的黑猩猩。
关于猩猩这一段,隐喻的是男主在女记者家中看到了他的“本我”。而他在本我暴露的同时,忽然有了遮羞的念头,也就是自我的回归——于是他的本我在涂口红,看报纸,慢慢变回一个理性的人……然而门一关,本我在性欲支配下又占上风。
在“文明猩猩”的窥视下,Christian和女记者在床上做完兽欲大发的苟且之事,又因为争夺避孕套的处置生出另一波尴尬。
6、Christian被奇怪的一夜情和便利店出现的第二个寄给他的“邮件”折磨得心神不定,没有心思讨论即将上线的宣传活动,草草打发给同事。
而这个讨论的决定是,给即将开展的《魔方》做一个和作品理念完全相悖的网络宣传,利用恐怖视频的效果在YouTube上赚取病毒式的传播和关注。
宣传的事情分给专门做策划的公司原本是个很正常的理念,毕竟术业有专攻——但是,这个展览关系到博物馆艺术走进大众视野的语境转换,作为策展人和馆长的Christian,明明非常了解“艺术品一旦离开博物馆就什么都不是了”,却任由外宣公司重新包装“方块”并放在YouTube上——他们聘请的外宣公司,不过是YouTube上做热点小视频的二人组合(此处也算是个Bug)。
7、展览A再次发生车祸,这次是真的。
有人来告诉馆长,他们的作品A被清扫车碰坏,需要联系保险公司;Christian立即阻止,要求同事不要声张,关闭展览,晚上按照片复原。
对Christian们来说,博物馆就像他们的第二个家,进入这个让人安心的庇护所(另一种概念的魔方),他们的身份是稳定的,话语是有力的。这种舒适感让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具——正如他们带着孩子去博物馆上班那样。
8、女记者到博物馆找到Christian,执意和他探讨那一晚(一夜情)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到女记者,Christian下意识认为自己遇到了每个名人都会遇到的麻烦,比如勒索。然而女记者只是告诉他,她觉得自己爱上他了。显然,Christian并不相信。
就像Christian遇到作品A被损坏时做出的决定那样,面对女记者的逼问,他选择不承认、不沟通和不相信,试图把一夜情当做没发生过。
9、Christian收到的第二个便利店“邮件”来自那栋大楼里的一个小男孩。男孩因为群发的邮件被自己的父母当做小偷,禁止了一切娱乐活动。男孩儿一再寻找Christian,希望Christian向父母澄清自己不是小偷,遭到Christian的拒绝。
Christian在家门口赶走了男孩儿,却被自己女儿的到访吓得不敢开门——一个堂堂博物馆的馆长,在自己的家里,竟然恐惧一个贫民窟的孩子。他害怕什么?
10、这时,博物馆外聘的小视频组合做出来的宣传片儿在YouTube上火了。外宣公司的宣传方案是,让一个五岁的金发小乞丐抱着布娃娃走进这个方块,并在这个方块里被炸得粉碎。
一件博物馆的艺术作品,竟然把乞丐、白人、儿童和恐怖事件联系在一起,视频立刻激怒大众并引发病毒式传播。影片的气氛随即到达高潮。
(这里解释一句:“金发白人+乞丐小女孩”作为恐袭目标的特征,触怒的是因为“逆向歧视”而早已憎恶“平权”的大多数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贫穷无产阶级。)
11、《魔方》的高潮部分是一个看似和主线无关的独立现场。在博物馆的宴会上,作品B“大猩猩”的现场行为艺术……表演。
“大猩猩”入场之前,有声音对宾客提示:“这是一个假想的森林,会有危险发生,请大家按照森林法则求生”,众宾客仍然以为这仅仅是一个餐前真人秀的表演。随着表演者的情绪调度,宴会现场逐渐失控,被冒犯的艺术家和一些宾客愤然离席。“大猩猩”随即控制整个宴会,成为森林之王,紧张的情绪蔓延开,所有人噤若寒蝉……直到“大猩猩”几乎当众强奸女嘉宾,终于有人反应过来,爆发,一拥而上,暴打异类。
如果回忆起前文的猩猩,你会发现,上一只真的猩猩在两个疯狂苟且的人面前坐着画画;而这次的假猩猩,却在人类的高雅殿堂上兽性大发。
除了两个荒诞场景里“真假猩猩”的互喻,这一幕与之前的某些场景也颇为相似——被妥瑞氏症患者打断的艺术论坛。那位妥瑞氏症患者和这个扮演大猩猩的人一样,都是周围这些“高雅艺术的欣赏者”害怕沟通的异类(少数裔)。
无法沟通,是因为多数人对自己的身份过分维护,害怕任何当众行为会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不尊重平权)。与其说他们是害怕阶级对立,不如说是他们害怕自己变回对方的阶级(出现对方的举止)。
“大猩猩”用一个失控的表演,成功地把现场的“高雅人士”统统拉下文明的神坛,返回兽性的森林。现场爆发一段众多礼服男围殴异端分子的“粗鄙行为”。
如果你看懂了这个行为艺术,这个电影里所有的“不合理”的存在就都有了解释——平权,的确存在于类似博物馆这样的高雅殿堂,也就是“魔方”之内,但是,当无法沟通的异类进入这个魔方,众人呈现的“集体失语”其实源于恐惧,也是他们在“魔方”之外,对他人或弱者选择视而不见、不听不信的那个恐惧——恐惧他们持有的文明、高端、正确的“标签”会被人碰掉。
12、失控的宴会之后,剧情从一开始的拒绝沟通,开始转向弥补性的沟通。
当Christian在家门口再次遇到贫民窟的男孩儿,他失手把孩子推下台阶,而这一切都让自己的两个女儿看在眼里。
终于,他去门外的垃圾堆翻找被扔掉的男孩的联系方式。就像他按图复原自己的博物馆里的“垃圾堆”一样,这次他进入一个真正的垃圾堆,试图掩盖自己的过错。
找到电话号码,Christian坐在沙发上,对着手机摄像头,录制了一段演讲般的措辞:对不起……我是犯了错,但这些错误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是社会的错……
你看,Christian们并不是放不下身段,而是和他们的身份地位根本就无法分开。当他面对一个被他伤害过的小男孩,试图开口道歉时,却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几乎没说过人话——为自己辩护开脱以及向社会转嫁责任,是Christian们的惯性。
13、Christian在新闻发布会上道歉并宣布引咎辞职时,被愤怒的观众追问到哑口无言,还是油管视频组合的认责声明挽救了他。随着记者对展览详情的追问,Christian顺势给《魔方》做了一把广告,尽心尽力地介绍《魔方》和艺术家的真正意图。在Christian的官方发言中,一切仿佛又回到正轨。
你能说Christian是对艺术或者他人漠不关心的那类人么?当然不是!Christian们秉持环保理念,关心弱者,爱护孩子,对冷漠广场上对求助者施以援手……虽然他从未“忘我”,可是你看到了,他分明是以社会道德和身份职责为己任。
14、终于有一天,他带着孩子们路过那栋他群发过邮件的楼,带着孩子们一起上楼,敲开一家门,道歉。独居的老人说,从未拆过没有收件人的邮件——而他们找的小男孩一家,上周就举家搬迁。
故事就这么结束。Christian试图弥补的结局戛然而止。
在平遥电影节最后一天认真二刷的两个多小时里,我有一个钟头都在如坐针毡。抛开《魔方》的剧情,就不难看见,影片中所有的失语和荒诞,都在直指我们每个人的身份意识。
而当剧中人物真的忘记身份,传递出来的,又满目荒唐:比如Christian和街头乞丐的若干次沟通和互助。是的,互助。没有“情感投射”的互助行为,是影片中隐藏最深的真正“平权”意识——无论是求助方还是施助方,都是“你有钱,分我一份;你有时间,借我一点”的理所当然。事实上,这种互助行为,通常发生在相熟的同事、朋友之间(同阶层),然而他们的身份分别是精英和乞丐。
影片中所有突发情节,表面上是搞笑的包袱,镜头语言却是行为艺术的犀利。就是那种,放大社会的荒诞、人性的不堪给你看,看到你不忍直视,艺术家却一直在演,导演也并不喊停……没有反转或者结局的提示,你甚至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然而面对巨大荧屏上的“真实”感,你却不得不一直反思,一直看。
比如这个影片里,长达五分钟的Christian楼上楼下的塞邮件;
长达五分钟的艺术论坛上的侮辱性谩骂;
长达五分钟的两个油管小男生的尴尬项目演示;
长达五分钟的女记者对Christian的“事后”追责;
长达十几分钟的“大猩猩”的宴会“表演”;
长达十几分钟的记者发布会上的问责和解释……
事实证明,该片的重复观看会对影片的人物设定产生生理不适。这些全靠表情动作的单一场景、单独叙事的镜头,撕碎了电影的连贯性,也严重考验了观众的耐心……却渐渐显露出“行为艺术”的本质——唤醒。
回顾影片开头,Christian在广场上放置代表着信任和平等的“方块(The Square)”,又在广场(The Square)上被骗,这大约是导演玩儿弄的文字游戏——“平权”这个概念,在政治正确的高压下,早已被掏空本质,变成“失语、失信和互恐”的源头:少数人因此变得无所忌惮,更多的人都在尽可能收缩回自己的阶层(群体)里,无视他物。这导致了真正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变得越来越差。
如果“平权”这个概念真的有用,唯一的出路已经在《魔方》中得到体验:变成TA。无论你的肤色、信仰、种族、健康……是什么,你只需要变成你的交流对象,和TA处在同一个森林(方块)里,按照TA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语言、动作和思维方式和TA交流。主动变成TA。
馆长说的没错。你变不成TA(更好的),都是社会的错;而TA变不成你……
那个惧怕十岁小男孩的博物馆馆长,你以为他怕什么?他害怕男孩的家长有暴力倾向,害怕被不知底细的人勒索,害怕贫民窟的门内,住着一群向他伸手的人,就像他在便利店里遇到的乞丐。当然,他更害怕的是男孩的出格举动让他受到非议,就像他会害怕黑人同事的不可信任,害怕美国女记者打扰自己的生活。他所害怕的,和“社恐”人士所恐惧的其实一样——看不到你的底线,我没办法和你说话。
你以为只有博物馆馆长才会珍惜自己的名贵羽毛么?
其实,你我和他一样。
在导演创作了《方形》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瑞典的社会背景以及由社会背景所决定的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政策。首先,瑞典的执政党是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以及绿党),他们以崇尚和平、环保、人道以及服务型著称。不仅如此,瑞典的人口构成一大部分来源于外来移民。瑞典人的身份背景让他们对难民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感,毕竟自己的父辈原来也是移民。所以,在执政党以及人口构成两种因素的夹击下,瑞典成为了北欧国家中接纳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是接纳难民的结果可想而知,瑞典犯罪率飙升,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已经成为欧洲的“强奸首都”。
影片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那一场原始野蛮未受教化的猩猩登堂入室,然而在座的绅士淑女们为秉承着“彬彬有礼”的道德准则对于一开始猩猩的挑衅保持着克制和忍耐;然而当猩猩拽着一位女士的头发将她拖到地上几乎要进行强奸时,终于有人无法忍耐出手阻止,之后众怒难平群起而攻之。 这一场戏同正在瑞典发生的事何其相似。
在种族的差异面前,瑞典选择忽略,却招致大祸。而电影中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又何尝不是“过分相信他人”而使自己一次一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开始丢手机和钱包就是相信了陌生人而被人摆了一道,然后找回手机也是因为错信了下属的话而惹来麻烦,之后博物馆的公关危机也是克里斯蒂安在忙于与小孩子的纠缠而无心听宣传团队的方案(在某种程度也是出于对宣传团队的信任?);克里斯蒂安显得有一些“too simple too naive”,他所熟悉的并且一以贯之的待人接物的方式让他在与其他的阶层的人交往的时候并不适用。并且克里斯蒂安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与其他阶级的人沟通。比如在和女记者在博物馆里的对话,他轻蔑地嘲讽女记者为那一种跪舔位高权重者的女性。又比如说即使他在公理上站不住脚也拒绝向在年龄、阶级上和他有差距的小孩子道歉。克里斯蒂安的“傲慢”、“自视甚高”、“言行不一”是所有上层人士的臭毛病。不过他最后将小孩子推下楼梯的时候终于良心受到谴责,甩脱了“上等人”的包袱,翻越了象征着“阶级”的栅栏,不顾自身形象地垃圾堆里寻找记有小孩子一家联系方式的纸条。在那一刻,他冲破了阶级的桎梏,实现了自我救赎。可以说此处的古典配乐的运用真的是神来之笔,将克里斯蒂安前两次听见“help me”冲下楼的压抑一扫而光,让人同主人公一样内心获得解脱从而舒畅无比。
人和人之间的沟通需要跨越种族、宗教、阶级、性别、健康还有价值取向的差异。《方形》就是突出了阶级的差异,方形以内与方形以外的人无法沟通,上层人们诉诸的“政治正确”下层人民根本不买账。除了阶级的差异,还有是价值取向的差异。因为身处于这个追求“individuality”和“freedom”的世界,大家所笃信的东西皆不同,并且除了约定俗成的公共契约,没有行而有效的道德体系去约束每一个人。道德的界限模糊不清。政府本来扮演的教化人民的角色随着公信力下降显得越来越羸弱。在这个各行其是的时代, 西方所倡导的“人权”好似空中楼阁,乌托邦似的,根本没有实践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还能跨越身份的藩篱真诚沟通、相互信任以及互帮互助吗?电影只表现了由于身份差距而造成的道德困境,以及讽刺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并没有给出特别清楚的答案。而我是支持性善论的。性善论是不会考虑到你的宗教信仰、政治主见、阶级地位的,是对一个本真的人而言的。在你选择相信别人或者产生助人行为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忘了“政治正确”、忘记身份上的偏见,忘记种种之后会在大脑中构成的结果,可能只是凭自己的一时意气吧。 瑞典的难民问题更多是决策的问题,应另当别论。
最后送上孟子的一句话。“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是孟子的四端说,是性善论的依据。
在北大百年讲堂观看《自由广场》(又名《方形》)的那个晚上,人山人海场面火爆,因为这是今年“欧盟影展”的闭幕影片,也是今年戛纳电影节折桂金棕榈的最佳影片,观者无不慕名而来。而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奇妙的观影体验。
伴随着不断的笑声,以及长久沉默的深思,这部近两个半小时的长片画上了尾声,但是所有人似乎都意犹未尽。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就是对本片的最好肯定。这真是一部奇妙的电影,你怎么解读都行,就像多棱镜一样,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现实投影。
一千个观众恐怕就有一千个《自由广场》。
主角Christian是一位人们眼中的成功人士,作为知名博物馆策展人的他,是艺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严格遵守着都市的丛林法则,社会的运行规则在他的身上畅通无阻,过的则是规规矩矩的上班族生活,他兢兢业业又情商不低,善于处理各种问题,在形形色色的人之间周旋,他没有任何越轨出格的“劣迹”,堪称现代人的楷模。所以他当然受人尊重。
但这种生活成就着他,也在无形中限制着他,他活在一种将死未死的僵死生活状态下,和很多现代人一样,虽然获得了社会上的认可,却也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活在平静地绝望之中。
而他需要一种突破,一次逃离,将这种牢不可破的限制彻底超越。而这次“越轨”的导火索就是那次“意外事件”——手机钱包以及袖扣在广场被偷。在损友一般的下属极力怂恿下,他终于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打破了这种生活的界限。他写了恐吓信,而且把恐吓信塞进了“疑似盗贼” 的小区住户信箱里。
他就像一个盗贼一样,挨家挨户,极度惶恐地做着这件事。这种“壮举”在他的一生中恐怕也绝无仅有吧?这件事虽然的确“出格”,在情感上却是可以理解的,让小偷受到威慑自动物归原主,其实就是为了实现正义。而事实证明他“敲山震虎”的计谋奏效了,盗贼受到了惊吓然后乖乖把他的东西归还给了他。
Christian大喜过望。可是事情并未就此打住,他“宁可错杀一万,也不漏一个”的举动惹恼了那些无辜的住户,他也受到了一封恐吓信,上面说你冤枉了我,我要“make chaos with you”(给你搞事),于是他又开始惶惶不可终日。生怕事情败露,然后让他这个“体面人”身败名裂。而当那个被冤枉的小男孩亲自找上门来,大吵大闹给他闹事的时候,他真是很无奈。而后来带给他噩梦的那一连串事件,也不能说和这件事毫无关系。
从我们的角度看,Christian为了拿回自己的东西恐吓小偷,并没有什么大可指责之处。可是他的天真之处在于,忘了生活是多米诺骨牌,有些事情不是想突破就突破的,一旦在生活的墙壁上打开一个洞,可能会让正义伸张,也可能引入噩梦般的暴风。
事实最后证明,他的“越轨”行为,并没有成功突破生活的界限,反而给他惹上了大麻烦,导致新的伤害和限制。当你想要突破生活的限制,做一些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时,反而会意外触碰别的机关陷阱,陷入不可知的黑洞之中,被更大的限制所包裹。细思极恐,可确有其事。这就是生存的悖谬,也是人存在的矛盾之处。
在讨论“Christian恐吓信事件”时,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问题:现代人究竟有多矛盾?
这件事发生的当时,主角Christian正在全力以赴策划一场名为“The Square”(方块艺术)的艺术展览,方块上特地刻上了一行字,大意是——“方块是一个充满关怀与信任的避难所,方块之内,我们同权同责。”据Christian说,方块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这个展览的目的在于激发观众灵魂深处的利他主义,改变对他人的冷漠态度。但他本人已经真的接受并且做到这一点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他还是那个“精致利己主义”的忠实践行者。
片中不时会出现很多乞丐,在街头瑟瑟发抖。导演特地用这些弱势群体寒碜的表现,来比对那些衣着光鲜的“体面人”。虽然乞丐需要人同情,可并没有人真正在乎他们的死活。以Christian为例,他对乞丐强装悲悯同情,可实际上并非真的觉得他们值得同情(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谁不觉得那些衣着粗鄙又缺少教养的乞丐面目可憎呢?),即使偶尔觉得他们可怜,也是有附加条件的,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文明有礼的现代人,起码不能让自己觉得难堪。比如当乞丐很主动地大声要钱的时候,出于面子他必须得保持风度,既不能置之不理又不能随便散钱,于是他买了一个汉堡扔给了乞丐。
Christian对别人说“要相信别人,对陌生人友好”,可是他却在自己贵重物品被偷走后耿耿于怀,甚至不惜以恐吓信这种充满恶意的方式来索回,即使在伤害了整栋楼的居民后,还不觉得于心有愧。他的解释是,“我一直觉得,住在那种房子里的人品格也不会有多好,不只是我,我们这个阶层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当被冤枉的小男孩要求他道歉的时候,他粗暴地回应,就像驱逐一个疯子一样使劲推搡他,把小男孩从楼梯上推下去,虽然镜头没有给小男孩,但是肯定他因此负伤了,那句不停回荡在Christian心中的“救命”就是他罪恶行为在内心的映照。虽然他意识到自己过分了,但惯性还是让他不由自主地如此“虚伪”如此“不文明”。
当他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不由自主地吹捧自己很懂艺术,可却连一个简单的艺术问题都回答不上,让人尴尬。而他望着美女记者垂涎欲滴,嘴里却说“我才不会上她呢”,转眼就已经和她滚床单去了。而即使上了床,他对这位女记者还是处处提防,从完事后两人争抢安全套这件事就可见一斑。他并不喜欢她,却忍不住不和她上床,然后当女记者因为被疏远直接找他理论的时候,他却又标榜自己对她还是有点意思的。
导演还扔给观众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些靠艺术谋生的人,真正在乎艺术吗?比如在开场时,一架吊车在博物馆门前粗暴地搬运艺术品,一座中世纪骑士铜像轰然倒地,骑士的脑袋不知所踪。还有展览用的土堆艺术被清洁员不小心捣毁,策展人命令下属随便扒拉一下复原,然后照样展览。还有那个开讲座的知名艺术家,高高在上侃侃而谈,而面对台下那个秽语症患者直言不讳的批评,他满脸不悦,却还在强颜欢笑,后来在宴会上面对一场别开生面的行为艺术,这个艺术家第一个愤怒离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尊重艺术表演的气度……所有这些给观众的感觉就是,这群人对艺术敷衍随便,并没有丝毫敬畏之心。
片中还有很多颇具意象化的场景,比如屋里两个情浓的“文明人”激战正酣,一旁的大猩猩拿着报纸看报,还握住画笔“搞艺术”。还有那场堪称高潮的的行为艺术表演,宴会上都是体面的社会名流,赤身裸体的艺术家助兴模仿大猩猩,对着在座诸位动手动脚很不友好,在忍无可忍之后,一群文明人大喊着“杀了他”对艺术家群起攻之。
这些荒诞的场景在强烈冲击着观众,自由的野性和做作的文明互相交织,尴尬之中却直指现代社会的绝症——现代人的自相矛盾,现代文明的虚伪可笑。可是这些问题早已有之,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时刻都要面对,我们生活在虚伪的现代文明之中,时刻都要扮演一个言不由衷自相矛盾的小丑,活在这个尴尬死人的时代里。就算这些问题被放在银幕上放大讨论,依然无法改变现代社会的痼疾。这是一个失语的时代,任何事物都在消解它本来的意义,只有荒诞无处不在。一旦言说,连言说本身似乎都变得荒诞了。
这是一部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创作的作品。也许就是导演本人眼里的瑞典在银幕上的投射。在很多人眼里,瑞典一直充满诗情画意,那里“从摇篮到坟墓”完善的社保体系,让无数国人羡慕不已。可是这部电影里的瑞典充满了冷色调的幻灭感,似乎还有贫穷问题,充斥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不信任(仿佛就在中国),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避世天堂”。
不光是那些体面的中产阶级们彼此间存在信任危机,“体面人”对待穷人也完全没有信任可言。从“恐吓信事件”就可见一斑。穿插在这个事件中的那些人物,无一不是偏见的受害者。表面上是一起偷窃事件,其实是都市里岌岌可危的人际关系。有产者嫌恶无产者,无产者嫉妒有产者,中产者蔑视低产者……即便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主角Christian也并不被下属信任,当遇到事情第一个被下属出卖。还有影片高潮之一的那个宴会段落,疯狂的艺术家像动物一样骚扰其他人的时候,所有宾客都装鸵鸟明哲保身,即便被伤害者的惨叫和呼救声如此刺耳,所有人都无动于衷。那些伪善的同情与理解,在都市冰冷的丛林法则面前不堪一击。
所谓的文明的有钱人,对于那些贫穷的无产者是一种傲慢又冷漠的态度,他们对自己无比自信,对其他一概充满偏见。似乎财富地位就能决定一切。只要有钱,就一定有修养有素质而且精神高尚,否则就没有任何存在价值,连人品都必定低下。这就导致各种冷漠的悲剧,缺少理解与爱的社会,上演着一幕幕荒诞又揪心的讽刺剧。
从对待乞丐的方式,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个地方的人情冷暖。在主角Christian生活的那个城市,虽然人们都知道乞丐是弱势群体,却并不欢迎他们,我们看到装扮成乞丐的小女孩被炸弹炸飞,然后这段视频在YouTube上被顶到了热门。而最后Christian忽然良心发现,也意识到这种伪善的行为是不对的,他的内心开始有了转变,他故意把包包让一位乞丐帮助看管,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任,而乞丐虽然穷但是也没有偷,这个结果让他对人性又再度燃起了信心。可见人格高下,不是用钱财划分的。要化解冷漠与偏见的悲剧,爱与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利器。
一个人变得伪善冷漠,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社会就像一个牢笼,生存就像一个魔咒,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屈心抑志改变自己,为了让自己顺利融入这个大染缸,每个人都被迫把自己染成了整齐划一的颜色。而自私冷漠的社会氛围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自有其深层原因。现代人的“罪与罚”如何解决?是我们应该好好深思的问题。
电影虽然最后没有明说究竟怎么做才算对,但是男主角Christian最后还是做出了改变,他一系列反常的行为都折射出他内心的斗争和剧变。他要向自己用冷漠伤害过的人道歉,他不想继续伪善地处世了,他要引咎辞职,然后向世界说出真相。
这不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他的女儿们。他希望做一个好父亲,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而不是一个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伪善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所幸的是,他并没有在现代社会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是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虽然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这种回头究竟对不对,值不值得,但是他已经错的太多太久,需要坦率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灵魂了。
也许只有坦诚,才是最终的拯救之道。
2017年5月的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上,《方形》击败《无爱可诉》《每分钟120击》《凭空而来》等佳作拿下金棕榈奖。
2018年1月23日,《方形》和《普通女人》《无爱可诉》《肉与灵》《羞辱》一同提名第9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足以证明本片在学院派眼中的分量。
电影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是博物馆的馆长,正在策划一个名叫“方形”的展览品,旨在激发参观者内心的利他主义,并唤醒他们对下一代人的责任感。
“方形”不仅代表一个方框,也意味着行为的界限,在这个方框里人们会互相照顾、互相帮助。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钱包不幸失窃,而他接下来的反应使得事情变得更坏;
另一边,博物馆的传媒代理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布了一段病毒视频,使他陷入了舆论漩涡。
多件事情的交织下,克里斯蒂安的内心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在“方形”旁边,有这样的标语:方形之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之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也正是克里斯蒂安展览“方形”的目的和初衷。
然而,他并不能真正接受自己推崇的理念。
有人呼吁救助路边的流浪汉,他视若无睹;
妇女呼叫救命,他袖手旁观,直到旁人叫他帮忙,他才碍于面子参与进来;
他给整栋公寓写恐吓信,导致男孩被诬陷;
男孩多次给他挽回局面的机会,他却不作为;
他睡了一个女记者,事后却谨小慎微,唯唯诺诺;
清洁工破坏了艺术品,他表示不要通知保险公司,自己来处理;
甚至是关于套套的小事,都能争上半天。
正如女记者说的:你真的是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
我们由此可见,克里斯蒂安有着虚伪、市侩、圆滑、世故的性格,他爱面子,放不下身段,结果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使得事情进一步恶化。
如果他不写恐吓信,而是在公寓挨个敲门询问,虽然不一定能找回手机,但一定不会诬陷男孩;
没有男孩的回信,他就可以全心投入工作,严格把关病毒视频,就不会被网民指责,也就不会辞职;
他没有诬陷男孩,就不需要向男孩的父母道歉,也就不会错过女记者的电话。
他不敢挨个敲门询问,选择了不用露面的写恐吓信,导致男孩被诬陷;他因为忙于处理男孩的回信,无暇顾及病毒视频的发布;又因为忙于给男孩的父母道歉,错过了女记者的电话;他顾及颜面,错过了道歉的最佳时机,再次来到公寓时男孩已经搬家,这件事将成为他人生的烙印,跟随他一生直到踏进坟墓,永远失去了被男孩、和被自己原谅的机会。
写恐吓信,就是万恶之源、错误的开端,如蝴蝶效应般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克里斯蒂安一步错,步步错。
而他之所以不敢挨个敲门询问,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算半个公众人物,很多人都认识他。换言之,是身份、地位、形象、面子害了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死要脸皮活受罪”。
而正是辞职以后,他才可以不顾形象地在垃圾堆中翻找男孩的联系方式,给男孩的父母留言,并且鼓起勇气重回公寓向男孩道歉。尽管男孩已经搬走了,但他终于可以卸下伪装、做回自己,不需要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简而言之就是:高处不胜寒,无官一身轻。
其实,社会就是一个巨型的“方形”,方形之内,你受到种种束缚,不得不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但很多时候也会因此让事情变得更坏;走出方形,才能得到自由。
越是有文化、身份、地位的人,越是处于方形里面。
纵观整部电影,你会发现许多人都和克里斯蒂安是同一类人。
博物馆和传媒代理受到流量的束缚,他们为了提高热度选择了铤而走险;
下属受到面子的束缚,口口声声说要帮克里斯蒂安送信,结果又临时反悔;
下属和克里斯蒂安受到身份的束缚,被飞车党骚扰也没有讨要说法;
主持人受到形象的束缚,台下即便有人说脏话也不好意思制止;
宴会上的宾客无疑是最典型的例子,没有人对“猩猩”动手的时候,自己也不好意思对“猩猩”动手。当大家都动手的时候,又变得不好意思不动手,于是跟着大家一起打“猩猩”。
这就是跟风、盲从,大家怎么样,就跟着怎么样,避免自己与众不同、成为“异类”。大家都在看热闹,你动手就成了“异类”。大家都在打“猩猩”了,你不动手就成了“异类”。
很多时候他们不是不知道想干什么、该干什么,只是觉得不应该和大家不一样,大家在做什么就跟着去做,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坚持自己的勇气。
这不仅是电影的虚构桥段,更是事实。艺术家要在商业和艺术找到平衡,电影人要在口碑和票房找到平衡,上班族要在生活和工作找到平衡……总有一些东西束缚着你,让你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
而方形的外面,是弱势群体、儿童、动物。
乞丐无所束缚,敢用不友好的语气乞讨;
儿童没有身份地位的烦恼,敢于跟着父亲一起去公寓;“猩猩”更是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们拥有了相对的自由,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乞丐不懂礼貌,就会遭到侮辱,叫你自己把洋葱挑出来;儿童不懂人情世故,就会被批评打骂;“猩猩”不听话,就会遭到群起而攻之。
日月更替,长此以往,结果就是乞丐为了讨饭不得不放下尊严,卑躬屈膝;
儿童会长大成人,被社会磨平棱角,变得圆如卵石;“猩猩”经过千万年从而进化成人类。
走进方形,是一种趋势。因为社会容不下方形之外的人,世间存在一种无形的力,把他们推向方形之内。但你一旦走进方形,想出来就难了。
因此,方形也是一座围墙,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方形之内的克里斯蒂安被自己的身份所束缚,渴望自由,但等他真正辞职、走出方形以后,仍然需要重新去找工作;方形之外的儿童渴望快快长大,但等他们真正长大、走进方形以后,又觉得还是小时候最快乐,但你已经无法回到童年。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记者抨击克里斯蒂安和博物馆,说他们自我审查、不言论自由。
自我审查是指,发布作品前,先自我鉴定一下是否触及政治、道德、宗教等话题,是否会伤害广告商的利益等等,然后去掉这些部分再进行发布作品,导致了报道的不中立、不真实、不全面、不可信。
我们常常抨击新闻不自由,其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完全自由。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再也无法遵循自己的内心。
不仅仅是记者可能言论不自由,全世界人都面临这个问题,比如学生不能反对老师,员工不能反对老板,下属不能反对领导,军人不能反对将军……没有人规定这么做,但这早已成为经验和常识,早已深入骨髓和血液。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会被认为是“幼稚”“不懂事”,仔细一想还真有点可怕。
更为可怕的是,“方形”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无数个。
失业者在方形之外,月入3000的在方形之内;
月入3000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万的在方形之内;
月入1万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0万的在方形之内;
月入10万的在方形之外,月入100万的在方形之内……
收入特别高的人,他可能在运动、艺术领域是处于方形之外;运动、艺术领域的佼佼者,也可能在政治、商业领域是处于方形之外。
甚至除了具体的领域之外,方形还可以代表抽象的收入、阶层、社群、行业,以及面子、身份、形象、尊严……
方形是相对的,整个世界就是无数个方形构成,我们同时在无数个方形之外,同时也在无数个方形之内。我们画地为牢,无时无刻不受到方形的规则的羁绊。每个处于方形之内的人都有自己的烦恼,解决了这个烦恼还有下一个烦恼。
正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世俗之人走出这个方形又会进入另一个方形,永远无法脱离方形的束缚。只有做到没有世俗的欲望,才能达到大义凛然的境界。
可是真正能做到这点的又有多少人呢?可能只有大师才能做到吧。
重看还是觉得精彩绝伦。恰到好处的幽默,一场接一场火花四溅。最好的还是这个角色:博物馆策展人,有光鲜的生活、体面的工作、帅气的外型、自恋自私自觉高人一等却需要在商业、社会和艺术间找到平衡。奥斯朗眼中的瑞典显然分化是严重的,而解决的方式显然不是一句“社会需要改变”就能说完的
在两个人类释放性欲(动物本能)一旁,真猩猩抹抹口红、翻翻画册(人类文明);在一群人类共赴晚宴(人类文明)面前,假猩猩赤膊上阵、动手动脚(动物本能)。
泰瑞诺塔里演猩猩真不是盖的,兽类的李.斯特拉斯伯格
还是很厉害的,用艺术撕下了现代社会所谓文明的外衣,讽刺的不只是片中那帮搞当代艺术的人和他们的作品本身,还有我们所有人,而且黑的很有品味。生活中越是有文化的人越是如此,凡事有个一个价值观上的政治正确在左右着你说出来的话,那并不是你的真实想法,可能也并不是你的本意,但那是所谓的文明。
片名应该翻成「方块」啊。导演为了黑移民或者难民,先把当代艺术和白左往死了黑,也是够拼的。这片跟「寒枝雀静」感觉好像,但并没有罗伊安德森那么强大的体系,显得拉拉杂杂的。不过喜剧上还是比罗伊安德森热一些……
我很废的一点是,看到喜欢的片子只会说 …… 喜欢啊!!!!!!!!!!!!!然后不喜欢的片子下笔千言。
在北大看的,影院全场笑声连连,记者控诉打压言论自由、自我审查(其实这是一个笑点)之后,现场再也不笑了。这一刻我觉得银幕就是那个方块。
这部片厉害之处在于,瞄准了尴尬的人性时间差,把平日司空见惯的行为放到高对比的环境中戏剧性呈现,亢奋处抽离,闪光后断电,满地垃圾配古典音乐,故作高雅时兽性大发,难民乞丐有多冠冕堂皇,知识分子就有多落魄不堪,形式感上完全是反打方向盘,手法是自信地拧着来。
在平遥国际电影节上看了一半,最近在网上找到资源才看完这部获得金棕榈奖的长片。不同凡响的风格,碎片似的结构,让观众一时难以看懂。不过耐下心想想,这还是部有内涵、有创新的作品。比起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智利的《普通女人》来说,它更值得被肯定与研究。
基于丰富文本的激进讽刺,用“方形”象征无形的社会界限。居于内的先是人,再是中产阶级;处于外的是非人类和弱势群体,内为了体现自己与外的差别,便开始建构“他者”用来对照自己,方形便是这种建构的法则。电影就是着眼于这个界限如何被打破,建构者在法则被打破时狼狈尴尬的过程。
完全跟《游客》的内心刻画没法比…又长又聒噪。
除了戏谑没看出别的。。。戛纳这样也不会有出路。。。
瑞典名流日常的一百件尴尬事
极致的讽刺但并不cynical,场面调度大赞,最后高潮的宴会戏几乎是让观众一起接受挑衅,这样的影片实在是太切合当下了
四星半,这是一部属于知识分子的喜剧,知识分子更懂,讲的也是知识分子的尴尬与自嘲。而尴尬也是构成影片笑点的主要因素,它讲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和体面人的尴尬与他们引出的笑点。而最后一部分,则让这种嬉闹,从片中人的尴尬持续到观众,你才发现,被讽刺的可能不只他们,虽然会有点生气,但还是厉害。
自作聪明地抛出道德困境,继而在导演一厢情愿的预设下呈现所谓的冷漠与荒诞。影片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无论是当街见义勇为后顺走手机的尴尬,还是一介名流面对酒会兽人肢体冒犯时选择沉默以求自保,都在抽离的时空中显得失真与不可信。一部冒犯观众的电影,是的,我就是那个被冒犯的观众之一。
升级版厄德曼,高级尴尬美学,布努埃尔在21世纪的回魂;把中产阶级的精致生活升华成一场演绎艺术概念的行为主义,从布展的主动者到现身于大众视野的被展品,生活才是最大的玩笑,讽刺力量十足,冷幽默处处,如坐针毡;剥离衣冠楚楚,不外是执画笔咆哮的猩猩,「人性」在「兽性」面前的软弱虚伪。
街上的乞讨者呼唤救命,我们对出卖尊严的廉价表演视而不见;房内的小婴儿哭闹不止,我们对司空见惯的撕心呐喊充耳不闻。有人冲出来窃取信任,有人咒骂着透支关怀。当野兽跃上餐桌,我们沉默着围观盘中之餐;当女孩踏进方块,我们兴奋着参与信息狂欢。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信任危机,觥筹交错中化为笑谈。
荒诞尬片。有好多场戏,拍得特别好,譬如手机钱包瞬间被洗劫,永远处在火山爆发状态的小朋友,还有海报上的野兽暴走夜宴。但组成一个整体时,电影昭然若揭的说教、和解和反省姿势,始终让人觉得知识分子的陶醉情趣太浓——就好比居家猩猩这一元素,我看到的,却只是一通老套陈词。
近十年来最有趣的金棕榈,就像一面中产阶级白左的哈哈镜,照出了西方精英人群袍子下的小。导演对“嘲”的尺度把握得刚好,打脸的同时放过了要害,基本上就是要你一脸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难怪会讨评委的喜欢~(看出是粗剪版了,再改改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