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王1987

最近连续看了一些WG电影，包括《芙蓉镇》、《活着》、《蓝风筝》、《天路》以及《孩子王》。其中蓝和孩子王曾经看过，我在豆瓣标记着于2013年观于电影资料馆。人生中有一段时间是傍晚饿着肚子奔向电影资料馆，像是赴约那样的庄重，电影毕后坐47路回学校。（貌似现在47路已经被整合到其他线路了。）

对于《孩子王》和《蓝风筝》，我当时的标注非常云淡风轻，到什么程度呢？像是在看一部唐朝的电影——那是与我无关的人生啊，那是久远的历史啊，我只简单的说「还好我不用经历那样的人生」。真是太年轻不懂事，谁知道在那之后的几年之后，有一天我在异国他乡看这些电影，竟然有如此深入的代入感。谁说那是唐朝的事情来着？

看这些电影让我有挺多感触的。一来是让我理解了父母的价值观，还有爷爷那辈人在面对社会冲突时写在脸上的「害怕」。经历过日据、内战和建国之后的种种历程，他早已被看到的现实所吓得失了声。而那些不得不绝望的抗争着的，是《芙蓉镇》里的胡玉音和秦书田，即使是自称「罪人」也仍旧不给活路的时势里，所谓的集体并没有站在你的身后，而是处处与你为敌，让你活不下去。在得知胡玉音怀孕的那个当下，秦书田连大喊一声的权利都没有，他只能将手中的扫帚朝天上扔去，用肢体语言来表达他的兴奋——身而为人，竟然被压抑至此仍旧充满着活下去的希望，让人悲戚、动容。

第二是让我理解了上一代人（八十年代大学生）的「不相信」。我一直好奇在诗歌和海德格尔的时代成长的一代大学生，亲历且亲身参与了很多「大事件」，为何在其中年之后所体现出的对人和事的感情事实上的很淡漠的。一个师兄曾跟我说，他说那一代人不像八零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主要基调的大背景下成长，同辈之间的关系是简单和充满信任的，而他们那一代人，充满着怀疑，或者更粗暴的说，是「不信」。他们只相信自己。从这些电影看来，大约可以理解他们为何不相信。他们不像亲身经历了知青的一代，人生经历里仍旧写满了与土地、农民之间密不可分的情缘，他们虽然也有更加深刻的反省，给出的回答总是「不能原谅」，但他们仍旧有着保有初心的理想，那是他们在绝境中能够活下来自己给自己寻到的精神力量。而之后的那一代，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亲身参与了种种宏大叙事，也亲眼目睹了宏大叙事的崩塌，因而他们今天得以在时势发展与个人奋斗中走到今天的成就，是不会相信别人的。

《孩子王》里谢园扮演的老师是知青，听口音就知道是北京人，当他有机会成为老师的时候，他一直在自我检讨是否有能力来教学生，而当他发现那些坐在讲台下的充满热望的一双双眼睛却几乎不识字的时候，他内心是震撼的。这样的震撼是大过于学校能提供给他的生活条件的简陋的，他本来已经扔掉的锄头仍旧需要再拾起来；甚至在漏风的校舍里，椅子和桌子相继坍塌的时候他和伙伴都是用大笑来填满失望的，因为他心里还抱有对那份职业最基本的坚持和尊重。然而当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角色究竟是知识的传递者老师，还是运动思想的传递者，那个晚上他望着残缺的镜子，朝上面吐了一口吐沫。

那时候他意识到他的职业身份和他作为知青的身份是一样的，是作为一个系统运作的环节，其中充满着欺骗。于是他放弃了课本，转而用更具启发式的教学方法，甚至和学生以朋友的方式来相处，结局当然是很明了，到处都是会打小报告的人，于是马上会有人来找你谈话。在白雾皑皑的山的深处，他为他们写的歌曲用不同声部响起的时候，也是他要和学生告别的时候。他作为一个读书不多的人，还有胖妞，因为怀抱着理想和情怀，会有同情和爱，仍旧对大山里的孩子们抱有最深刻的悲悯，哪怕命运已经将他们带向大山深处，他没有在顾影自怜吧，当然也有，但更多的是对那些他们认识的普通人的同情。

那些回程的怪石嶙峋与迷雾，却是他的心了。不知道还要在雾中走多久，不知道何处才会有阳光照出清晰的人生路来。

那本字典，是黑暗的人生里，义正言辞的光亮。

正好昨天是教师节，今天重新看这部，颇切合我的心境。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我这几年当老师以来的心情。我想我并不是个好老师，我仍旧记得我第一次给班上开班会时，学生们畏惧的表情。他们看我，应该会以为我就是《孩子王》里隔壁班的老师吧。

因为身在定义模糊的「集体」中，个人的境遇是很难捉摸的。不管是信或者不信，每个人都处于时代的洪流中无法抽身而出。那些亲历的人已经给出了他们的反思，可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还如同前几年的我般，以为那是唐朝的事情呢。

第五代导演真的很棒了。大抵因为他们多是亲历者。你看那时候的谢园们姜文们李小璐们，一个个眼神中充满着表达的欲望，那么真诚，就像那时候的陈凯歌、张艺谋一样，想把自己的伤疤揭开来看看。那么真诚，那么的让人心疼。可是，现在呢？

哦对了，顾长卫的摄影，那时候就已经这么有意境了。那几个暮霭中的大段长镜头，完全看不清人的表情，甚至看不清肢体动作，只有远处的山和云、天际线以及长长的人的哀愁罢了。

要不是经过这场无产阶级大革命，谁也无法想象，一个只读了高一，从山沟沟里爬下来的知青老杆，今天，要走上中学的讲台了，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啊！

说到老杆，人如其名，瘦的只剩下一根骨头杆，衣服不干不净，头发不弯不塌，人鬼不明。要不说是史无前例呢，这样一个人，不声不响的站在讲台前，一出声却娓娓道来，好听极了。

不久前看《孩子王》，画质粗劣，没有字幕，里面的对话也听的七七八八。山色盎然，山路蜿蜒，茅檐低矮，一片绿意下的迷雾中却有过重的焦灼和诡异。破破烂烂的学校孑然而立在山丘上，无处不显凄凉。学生们没有课本，老师就把课文抄在黑板上，学生们便跟着抄。老师读一句，同学们跟一句。如此，便是一天。尤其当听到清亮的读书声里却满是“阶级斗争”，“地主搞破坏”时，心猛地揪起，随之而来的，是无以喘息的沉闷。

从前有座山......

◆ ◆ ◆◆

教育到底是什么？前段时间，跟父亲聊起教育，他说现在的老师只管教书，却不懂孩子，不会育人。电影中的教育就是“抄”，课文也好，字典也罢，老师的任务就是教教生词，读读课文，再说明中心思想。学生呢，看到什么都写，听到什么都记，以为这就是学习了。不由回想起自己过去的学习经历，实际上和电影无所不同。小时候不知为何而学，为父母学，为老师学，都是为了避免“挨打”，过些舒坦日子。于是，除了偶尔能从大人或同龄人那里满足可怜的虚荣心以外，我并没能从学习中获得任何思想和智识上的愉悦。我更不知如何学习，碰到严格的老师便姿势端正，埋头记笔记。碰到好欺负的就自由散漫，到头来什么都没记住。后来父亲也总打趣说，得亏我小时候学习不好，没有深受“毒害”，反倒是一种幸事。

不过，我也并不为如今接受的“先进教育”而洋洋自喜。毕竟所有的教育形式都是本质上的表亲。说白了，“先进教育”也不过是另一种方式上的洗脑。可是，倘若人们不接受教育，就像是电影里野蛮生长的放牛娃，是逍遥于制度之外，没有被驯服的人。面对好心想教他识字的老杆，他只是冷眼相对。好心的老杆，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不忍放牛娃一辈子都做个未开化的人。这让我不禁想起很多个自带悲壮的“精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虽具有个人意识和批判精神，对社会充满责任和悲悯之心，却往往对自己的主张抱有很深的执念和傲慢。他们急于为社会负责，认为自己手持真理。呕心沥血，精心设计出一套拯救全人类的指南。正是出于这种智识上的傲慢，使他们懒于掀开社会的红盖头。

教育的背后是文化，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政治需要，它都具有既定的目的性。然而文化又从人那里来，为人而设，同时又害人不浅。在那段一切蛮荒的时代里，多如牛毛的政治教材是否值得学？可若像放牛娃，一辈子只和一群牛打交道，抗拒被驯服。这件事听上去挺酷，却丧失了作为人本身的社会性，又如何算作“人”？

醒在乌托邦的温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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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杆自知德行不够，教不了学生，但他却能分辨好赖，知道如何育人。第一天仓促教课，他也效仿其他老师将课文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们抄。哪知初三的学生却连小学课本里的生字都认不全，更别提理解课文内容了。那天晚上，老杆对着镜中的自己狠狠啐了一口。

几年前，我去乡下一所小学支教，教的是一年级。临近期末，学生们总有几个拼音分不清。我跟原来的老师讨论如何纠正错误，她却气定神闲地说：“对啊，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分不清这几个音，说了没用。”我心有万般不服却只感无力。相似的命运在不同的时代里依旧轮回着，就像老杆一样，他期望改变，甚至颠覆。他不屑于扭曲的课本内容，放弃抄课文，只教孩子们认字、写作。写作讲究真实，他说记录一件事情永远在事后，这个道理是扳不倒的。写的少没关系，写着写着，就会越写越多。

这是电影里场景不多的温情之处。教室虽残破不堪，暖烘烘的嬉笑声却让教室重获生机；老杆虽背离教学任务，却深受孩子们爱戴；知青生活人人自危，彼此间却惺惺相惜。

我不由想起自己写作历程上的几个启蒙老师，关于课本内的知识，我早已记不大清了，只是记得那些关于教学任务之外的话语。记得父亲鼓励我说：“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记得赵老师在我的文章后写下：“永远这样吧，笔下行云的姑娘。”还记得夏天亲手交还我的笔记时叮嘱道：“这些东西你一定要留好。”他们给予了我最美好的礼物：关注内心，热爱生活，忠于文字。这些好似是智慧的东西投影在我波心，多年后时常还能互放光亮。我在他们的温柔和鼓励下成长起来，后来才发觉，他们背负着的，是体制的深渊。

在他们身上，我更是看到了为人师该有的良知。在体制内，他们无疑是清醒的。他们本可以同大多数人一样，教学生做题技巧，解题思路，可他们没有。他们本可以把一切不堪和无奈都归责于“是这个世界错了”，可他们没有。他们本可以……可他们没有。

他们在塑造灵魂。我始终觉得，这才是为人师该有的模样。

越狱犯的意志肢解

书不抄了，学生王福便去抄字典，并骄傲地说，将来有更大的字典，还要抄。根深蒂固的理念早已内化，变成了一种习惯。在体制的笼罩之下，哪有老杆的一片澄澈。后来，那镜子不知何时碎了。在镜中，老杆看到了在一次次的破碎与重建之后的自己，最终意识到他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孩子王。一切都在不可挽回中走向庸俗，内心对体制的反抗和冲破牢笼的渴望一点点被消磨着，最终，他因“违反教学规定”落寞离去，被命运裹挟着去到了历史的洪流里。

忽然就想起《立春》里王彩玲说过：

春天来的时候，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但是到头来，什么都没发生，然后就觉得自己错过了点什么。”

最后，老杆在树桩上绝望地写下：

“王福：今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

这是多么令人心碎的时刻，像是一个人在自我意志将要被瓦解之前，做出最后的挣扎。老杆知道，王福还是会抄字典，自己做的努力在时代驱使之下，不过徒劳而已。

诚然，老杆身上充满了绝望，但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遭遇，是现实中所有清醒的人都在经历的痛苦和磨难。真正的绝望跟痛苦、悲伤没有关系。他们的“悲”来自于遵从内心的选择，只是“命运的归命运，自己的归自己”这样一种自由的态度。悲剧的从来都不是他们，而是时代。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

小时候重复这句话时只觉得有趣，却不知故事的源头竟是如此绝望。时代好像偷换了时间的概念，只是不断地轮转，一再的还魂。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支教时，有次班里一个学生指着考试卷上的题问我：“老师，什么是‘说一说你去动物园的经历’？”我对他讲：“动物园里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当你去动物园看到那么多小动物时，你是什么心情呀？”他认真地思考着，随后笑了起来：“可我没去过动物园！”我也乐了：“那就什么都不写。”

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种隐秘的伟大。像是小时候，背着父母偷摸跑去厨房里吃白糖。在与世界的无数次斗争中，我又一次取得了短暂的胜利。

还是那座山，还是那个庙，还是那个昏昏欲睡的老和尚。可即便如此，还会有那么多在夹缝中寻找光亮的人。

“灿烂中死去，灰烬里重生。”我想，这正是最后那把火的意义。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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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园

（原载于1993年第一期《当代电影》）

1988年5月19日，法国南部名城戛纳的一间公寓式客房里，我、电影局外事处小蔡、吴天明正在闲聊。凯歌破门而入，睁大一对散着神儿的眼说：“好，大奖不知下落，小的已经有一个了。”我们互相看看，小蔡贴墙站起来。凯歌不坐，仍立在厅的中央：“法国三名记者在咖啡馆里给了《孩子王》一个金闹钟奖。”他咂咂嘴，随手抓起桌上饮料喝了半口刚要再说什么，小蔡一抬手在空中翻了两下，他平日有些结巴：“那那那是反的，是是、最乏味、最最沉闷的影片奖。”

凯歌僵了，停在一个表情上眼死活盯着我，我缓着点了个头，见他慢慢松下上身却仍定在原处不动，双腿交错在一个最难受的点上，后腰怎么看也象是顶着杆枪......

我忽地漾起一股酸水儿，马上想起拍《孩子王》最艰难的时候，他那张跟今天几乎完全一样的脸。

38个工作日、114个镜头和近30万元人民币，由于摄影机片门出了问题而全部报废。楼道里已经有人骂街，带到外景地的大师傅也拒绝做饭，一个剧务醉着两眼指了我喊：“你说，你一天到晚傻呵呵站在镜头前，全是白瞎，白瞎......你自己说，是不是让人给鸡奸了？”更有甚者已在打点行李准备回家。

制片主任带着颤音跟凯歌说：先把部门长稳住！

那在西双版纳，是云彩压得很低的上午，凯歌一头乱发站在山腰上，胡子很倔地朝前撅着：“我只说一件事，当年我们插队到这里，年仅16岁却干着和成人一样的活计，菜里见不着一滴油星；有个上海知青还是女的，半个月下来，中午那顿竟吃下2斤3两多干饭。那时有着某种信念，大家不觉着苦，可后来那东西破灭了，今天我们来是干什么，干成了没有？”

一席话点燃了20多根烟，山洼洼里静得不能再静，巧在远处飘过歌声，是僾伲人又象是樵夫，正拎了斧抻着脖子野唱。

没几天凯歌大病一场，一个星期里仅嚼了些方便面。他直直坐于藤椅里，双手合十插在两腿中间，我走进屋，发现桌上放着一只扒鸡。

“制片是好心，这鸡也是好鸡，德州的，可它张着那么大的嘴，死时必是很痛苦，我不吃，我不能吃！”

“还是吃吧。”我说。

凯歌的眼更加无神，始终虚望着：“关于鸡的事待会儿再理论，现在先说你明天要完成的镜头。”

我赶紧打开剧本，一边翻到早已折好的那一页，一边平着摊在导演面前。也许西窗的太阳白白地打在纸上，才映得凯歌脸亮：“吃、喝、 拉、撒、睡、生、死、人、鬼、操，人生十件事就都拧在这场戏里，孩子王看字典。字典在全片里是文化的象征，它没有救了孩子，反而害了他们。所以孩子王临走时要对王福说，以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抄，脑袋扛在肩膀上，文章靠自己！因而，你在看这本宇典时的 表情应控制在既有点生气又有点高兴，既有些欣喜又有些悲哀，又想抬头又不想抬头，出现在银幕上的客观效果应是四大皆空、似悲似喜、如梦似幻、四喜发财......噢，没有四喜发财，那成划拳了。”

我忍俊不禁：“要是有几个四喜丸子？”

凯歌强板住脸：“别逗，我今儿个病了，别逗，孩子王要说的事情很多没工夫逗！昨天，昨天有个细节你注意了没有？”

我茫然着两眼。

“演王福的这个杨学文15岁了，一头好发， 家里姥姥看看不顺眼，按到那儿就给剪了，傻傻的，象个马桶盖儿，同学看着乱起哄，我们的戏也没法拍了，这就是中国多少年来的“杀子文化”，孩子算什么！我是你姥姥，是你母亲的妈，我说了你敢不听，所以，一开始你到学校手里提着刀，意念在于，那哪里是去教书，分明是杀人，自然到后来你悟透了许多，还有我问你，影片《孩子王》为什么要讲求儒家的认真与道家的豁达。”

我竭力回忆着：“小时记得二老祖家有幅对联：‘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杆’横批却是‘心平气和’。我想老人家的意思是说，愿望永远和现实隔着相当的距离，在可欲而不可及的亊物面前要相对努力又要相对平和。”

凯歌不说话。

“还有一次我学了古文于回家时卖弄，我吿诉祖爷，学了孟子的弈秋教学生下棋，学生甲学棋很认真，学生乙边学祺边在脑海里想‘天上有鸿销将至’，所以老师说甲是好的......祖爷跟着问：‘你以为怎样？’我自然说老师是对的。祖爷不象是在反驳我：‘弈秋教二人下棋，甲学得认真活得很实在，乙边下边于脑里想天上有鸿鹄将至，也活得很实在，这两个人又有哪一个是当指责的呢？’我当初不觉什么，后一想有着极深的道理。”

凯歌终于开了口：“铃木大拙说得好，‘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随处做主，立处皆真’。《孩子王》在大的立意上就是要说一吃二喝三不争人先，把上山下乡的背景远远推向深处，绝不可以就事论事，须着凝练不具象的手笔勾画出宏大的人生断面，是一部完成了对个体人生存在价值本身的超越而对广大现象世界有着丰富兴趣的影片，正象孩子王台词里所阐明的：学了很多字却不知生活是什么，今夭来学这个 ‘活’字，什么是生活呢？就是活着，活着就得吃就得喝，所以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个舌头。”

久立于墙角，听了半天的剧务战战兢兢地说：“我不懂却很激动，想了半个钟头觉得现在的中国人正需要这种精神，一味在物质上互相较量，忘了活着的真正意义，那日子不是给自己过的，往往为着街坊四邻，你多个冰箱我少个彩电，中国人真的庸俗了吗？实质上，孩子王要告诉人们的是一种最朴素、最实用的生活方法......”

凯歌笑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正在这时，出外选景的美工、副导演回来。凯歌喜形于色并把我指向大伙：“谢园一向好给人编段子，他就不敢编我。”话音未落十几口子站出来揭：“谁说的谁说的，他当你面不学，背后可把你糟蹋惨了！”

凯歌惊着两眼：“是吗，已经把我归置啦？”

一屋子人点头，有的还乐不可支，趴在导演耳边的那位喘着短气，间或听到的完全是关于我的“罪行”。突然凯歌烫着一样站起：“什么， 是真的吗？”

我象围棋里的黑点被大片白子吃住，只好从实招来：“凯歌大家熟悉，《黄土地》的导演，与田壮壮、吴子牛同为电影学院七八级，是......”

“少废话，说，怎么糟蹋人家的！”

“......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陈怀皑之子，其父乃福建口音，还经常好说个北京土语，什么‘塔儿哄’、‘拿糖’、‘二位爷是磁器口’的等等，走起路来水蛇腰，身高不足五尺，可生得凯歌却一米八二，宽肩阔背，胸厚臂长；只是从比例上说，腰部过于绵延，托起的上身很高不论，加之平日好穿肥大衣衫，便更显得腿短！走起来不仅局促且在山路上，土经常朝里翻，因为凯歌是里八字，右腿还有些罗圈。往脸上看，天庭虽不饱满，腮颊却极方圆，眉似卧茧，眼如秋水，于平静中常能见出高傲；但鼻子差，呈一棍之梁状，又窄又瘦，想象中是挑不起这张脸的，所以，尽管胡子很倔地朝前撅，尽管腮颊异常方圆，可缺了那鼻峰，非但难成托五形之相，且那胡须也让人觉着除多着几分装饰外，剩下的似乎仅是虚张声势了……”

“好！” 一群人同时发一声喊。

“凯歌说话经常爱用 ‘你看那’。‘你看那山’，‘你看那河沟儿’，乍听起来觉着做作，日子久了，反倒悟出里边有股什么韵味。一日我陪他上山，可能是早晨的酽茶让凯歌兴奋：‘你看那山，夕阳西下的两个钟头里可叠出七道层次，假假的象舞台上的景片。你看那雾，浓的时候让你十步不见刀丛，所以《孩子王》影片里要有四大造型因素，暴烈的太阳、浓浓的雾、黄昏的逆光和黑得发青的夜，这里从形象上说有很多只可意会难得言传的内容。’正说着，一块云彩遮住太阳，凯歌立时感慨：‘这云彩有意思，投下的影子在走，起初我们看那云彩呆呆地不动，便在地上追它的影子，谁知即使骑上最快的马也极难追得上，我们跑累了就都看着天，嘴里不住地叨念：‘有意思，真有点意思！’我说：版纳是天造地设的好地方。等下到山底，见几位农人在种田，凯歌走着走着忽然朝其中—个老者兴冲冲奔过去双手抓着人家的膀子：‘还认识我吗？’老者仰了脸，散着神儿的眼看定凯歌，凯歌象是在一分钟里做了好几样表情，最后终于松了手：‘你不认识我了，15年前我在这里插队，我们一起打米，我叫......”那农人只是笑。凯歌回过头并很深地咽了口唾沫，莫名其妙地盯着我说：‘他不认识我了。’就这样，我们说了一路上山，沉默了一路回来，偶而听凯歌在身后嘟囔：‘他不认识我了，他怎么就不认识我了呢？他凭什么不认识我！’”

“吃饭的那条小道极难走，凯歌的筷子夹着肉停在脸上，他望着一个点出神，突然肉飞出老远，凯歌摁平了筷子在桌上：‘走，谢园，我们加一场戏！’我一惊之后想：又要陪着饿一顿，但还是随他回了屋。凯歌十个指头全张开在空中揸着：‘加一场戏，一共五个镜头，先是你见到王福的父亲王七桶说：老王不认识我啦，老王一张漠然的脸，再说我们一起打米，老王任何反映也没有，你低头重复：真不认识了？老王摇头并笑得很开心。这绝不是说我们这个民族越来越不重感情了，而是强调真正的芸芸众生对于所谓小知识分子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从骨子里就有着最彻底的排斥！还有......他想着什么，沉畎了一会儿紧眨几下眼象是自责：‘人，为什么要重感情呢？！’”

屋里，起身去倒茶的都在半路停住，凯歌垂着头。众人皆说不好，段子段子就是要逗乐而不在写实；一哄之下把我架出屋，扒鸡也让大伙分了。这无心的提醒倒使我想起凯歌的婚姻，也是他心血来潮时非倾吐不行的：“小孙是我前妻，跟我十一个春秋说走就走了，这之后三年，很偶然的一回机场碰面她居然说：‘我见到你跟见到路边随便谁都一样’。”

我们互相看看，没人愿意评论。

“一日夫妻百日恩哪！”凯歌又犯着老毛病，他喜欢感慨：“也难怪，我有我要干的事儿，一出去就是多少日子，身边老有个男人缠着，烈女还怕磨郎，可是......”他沉吟片刻：“再怎么着也别伤人，这让我想起小学老师的忠告：‘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去相信人，因为人在他笑容、笑容可掬、老诚、老实八交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副嘴脸！ ’小学老师自有小学老师的偏见......”

还一次，凯歌得罪了组里的剧务，剧务当着所有人的面破口大骂，连祖宗带奶奶地卷，凯歌不动，一句句听完最后说：“你到底给配合我们拍电影的孩子吃什么我不管，那是你的工作，反正是不能在大中午的时候一顿饼干打发人家！ ”剧务仍在不依不饶，一会儿的工夫讲了不下30个理由，凯歌的背夹得很紧朝山下走， 来打饭的碗里空空的，也许正是如他形容前妻，才没有去伤人或是心里揣着高贵，不愿同庸人 一般见识？但我总是记得：凯歌任西柏林电影节评委，为了中国影片，为了他的同班同学吴子牛，也为了《晚钟》的命运，而从子牛的身世介绍起，那些洋评委听着他感情色彩很浓的讲话，都为之吸引，关键凯歌说到：“当年从10年“文革”过来，青年人都盼着赶紧抓回失去的青春，象我、田壮壮、谢小晶、赵丹的儿子赵劲都是所谓世家子弟，父母爹娘均是搞电影的，这在入学、学习期间和毕业分配问题上分明有着极大的方便，子牛不一样，是凭自己的本事干考上的，而且于上学时克服着经济上的拮据，并不去在乎身家地位平平而随时可遭的冷眼。毕业以后更是坚定自己的艺术追求，始终钻山沟、下农村，仅几年的光景就拍出了六七部优秀的作品。”

跟着就如数家珍，把子牛所拍影片一一陈述。到了定奖的三天里，他通风报信，生怕子牛于等待、盼望与焦灼中再添什么新的不踏实。

自然，谁也不是说《晚钟》的银熊奖跟凯歌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最起码的他没有被路人指为“同室操戈”之辈。

《孩子王》在戛纳电影节，又有哪一个象凯歌在西柏林一样说起过这般多的好话呢？

去法国，有我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当凯歌在美国听说我没资格去，又身单力薄不可能争得这份权力，立即打电话来：“22个人组成代表团去法国绝不可以没有谢园的名字，他为塑造‘孩子王’的形象，三个月没洗澡，春节不过一个人守在景地上，如若他不去我自然也不能去！” ，

我象是25年没落泪了，这一回却形同妇人，我不是感慨那电话，而是感慨日月已经交换到了今天，居然还能存住如此之希世的品格......这实质已经引出一个主题，也是我始终认定的：陈凯歌与《孩子王》，特别是他苦苦追求并追求得不彻底的东西，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那是我刚到外景地，凯歌红着眼睛说他的构想。他要使大量画面不动，表现出创作者是平静地观察世界，强调注入镜头的一切都应“无为而无不为”，常常于画面上出现的大片空白，象征着空灵和自在。他要告诉人们寻得内心的安静是最艰难的，他要倚着自己的感受劝说大家必须活得平和，要随遇而安与世无争，还反复申辨这绝不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感时伤世。事实上，凯歌在不断地画饼充饥。

样片由西安回来，他发现洗印效果极差， 便把十指全张开在空中揸着：“鄙人决计先斩后奏，这无疑是欺负我。我不就是外请导演吗？通知厂里，以后的样片不再送西安而直杀北京洗印，我只对艺术负责，经济随谁去管！”

再一次，摄制组由西双版纳回到昆明，制片为了省钱而找到一家十分低档的旅馆，床单上什么都有。凯歌急了。他考虑大伙不容易，在下边艰苦是没有条件，这到了昆明怎么也得住个象样的地方。归总两天的中转，加上以后各奔东西，他私自做主并以组中360元钱让所有人美美吃了一顿。这下恼了制片，认定他的越俎代疱是屏晁盖于一百单八将之外，明中暗里设下圈套，一使凯歌自付所用银两，二要所有“吃客”自己买机票走人，余下的房钱由补助费里扣除；凯歌勃然大怒，竟气得十指乱抖，面如土色，问了我等“吃客”：“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我见状可怜赶紧抓住他的手，凉的几乎象五根冰棍儿，脸上一扫昔日“你看那”的风彩，单薄的鼻翼下两片紧护着牙的嘴，把那点强装出来的从容也于刹那间冲得荡然无存......

我一阵凄楚：玩道家面孔和庄禅那自然是狡猾人的手艺。凯歌，您单纯了。

这道理很有些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柯察金，可能没有任何人不认作他是坚强的，他是自己的主人又是生活的强者，但不容易看到的是什么？是保尔•柯察金这个小布尔什维克身上有着浓重的“小布尔乔亚”情调，在硝烟中，在监狱里，在工地上，他不断使自己坚强起来，但所有这些对于“坚强”的刻意追求，其实正是对纤敏情感柔弱气质的默认与克服......凯歌的内心曾几何时平和过。他怕对眼前身后的事是非功过于认知上太清醒，又担心后人会重蹈复辙，在某种杞人忧天的幻觉里走上《孩子王》景地，实实在在为自己塑了一个空中楼阁。

要寻找凯歌的与世无争，翻遍了我的记忆 也似乎只有一回。那是《孩子王》参加国际电影节比赛，是去戛纳还是去西柏林;先是西柏林电影节主席看了片子觉得很好并电话告知正在美国以学者身份出访的陈凯歌，让他做好一切准备，只要导演本人和中国电影局同意《孩子王》参加比赛，大奖不敢保证，但总是一部可以得重奖的影片。凯歌当时兴奋，不几日却不再问及此事。赶巧戛纳电影节总代表亚戈布于西柏林电影节开幕的头两个月得知中国近年有部好电影，导演是第五代导演的头把交椅，便也发邀请希望《孩子王》参加1988年在法国南部举行的第41届戛纳电影节。国内一些电影事业人员自觉得参加戛纳好，因为它不仅是欧洲第一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电影节。电话问及凯歌，他并未深入分析便草草决定：去。这在当时是相当得罪人的，西柏林电影节主席拒绝《孩子王》退出并帮中国人分析，《孩子王》不适合去戛纳，戛纳电影节在一定程度上既看艺术又重商业，《孩子王》是不具备任何商业性的，所以很可能作为整个电影节的陪衬......可脑热之时谁听得进，谁又真为《孩子王》的命运揪心；失去西柏林机会后的短短三个月是戛纳海滨的全线大倒灶。而且任何一个导演面对任何一次机会都本能地不遗余力。凯歌不一样，他一不打探电影节的实际性质，二不盯紧出国拷贝，三在诸多细节问题上没能想在结果的前头。致使最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出现了，出国拷贝一塌糊涂，连基本的色彩还原都不对，总代表亚戈布十分惊讶地说：“我在戛纳22年，这是所见参赛影片中最差的一副拷贝。”

临了凯歌说什么：“从开拍那天就不顺，在劫难逃，拍电影嘛首先是满足自己。”

《孩子王》组的小道具耳朵貼着半导体等消息，当知道全过程后不无夸张地说：“在最紧要的关头，凯歌把我们6个月的劳动和他十几年的积累付之一炬。”

本是相当优秀的影片，一时间里却声名狼藉。

这又勾起了另一件非常有趣的往事。在西双版纳拍戏，住在热带植物研究所的同仁们都是正当年的小伙子，几个月下来个个憋得困兽犹斗，偶然一日中午，见棕榈林中有位窈窕女子正在写生，便找出各种理由朝人家那边走，先是抓耳挠腮没话找话，后就齐声昧着良心夸她的画儿好。其实至多是个业余美术爱好者。都因姿色胜于笔纸，大家才久久不愿散去，我一时不见凯歌，却看他也朝这边来了，便左右查找，忽然发现他站在小女子斜前方一个最好的角度，深沉着一张脸抹着胡子，眼晴不时小心地往这边瞟，内心动作异常清楚，我来个身高马大又与众不同，看你们这一帮人都不如我引人注意！却不想那小女子埋头作画并跟周围人有说有笑，顾不及看他那边。过了好一会儿，凯歌累了，四下看看象是很没趣这才哈下腰来随了众人，搭仙的头几句语无伦次不说，抓着膝头的两手还显得特别紧张......

我们大家很开心，说凯歌是白居易的好学生，因为做起事来总记着他的诗：尤抱琵琶半遮面。

其实真理在什么地方？凯歌内心世界永远和现实对立的症结在什么地方？道家思想没有救得了《孩子王》，《孩子王》也没能救了我们的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说天论地，往往还就在于没能记牢毛主席那句最通俗简单的话上：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凯歌也崇拜主席，经常向大家发问：“你们说主席的诗写得有多帅，‘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他在哪儿？‘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他在哪儿？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在哪儿——

……他在天上。”

“你看主席的身躯，高大魁梧，那么开阔的前额，那么从容的眼神。他生在湖南韶山冲，我去过韶山，可见的人大多矮小，极少看到或者说根本没有同主席身形近似的人，你说怪不怪？加上主席又出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光吃喝一项就比不了现代人，可他却那么高大，这绝非偶然，我不是迷信，我绝对认为那是真龙天子下凡......”

我们常常听得很投入，但总觉听完了以后没有更多可琢磨的内容，便发现凯歌尽说了些皮毛，他怎么就没讲毛主席为了他的理想，几位亲人丧生敌手；为了事业的成功，住在延安吃黑豆面，亲自动手开荒；为了巩固江山，毛岸英和37万志愿军的尸骨一齐埋在朝鲜，这似乎只是现象的一闪？

也是一回偶然，我重上《孩子王》景地，那情景相当悲凉，原在影片中出现的那条通天路，早被两人多高的杂草淹没，挤剩一条羊肠小道上满是枯枝烂藤。我艰难地伸着双臂走错了再回来，终于眼前一亮，红土，红土还在， 这是三年多前一车车从五百公里外拉来的，我俯身抓了一把，干干的有烟起来，随着极远传过的马帮铃响，我喃喃地念：故人已乘黄鹤去，此地连黄鹤楼都没了，仅立于山边的那棵枯树，被白蚁吃得瘦骨嶙峋，它冷冷地一动不动......

我忽然想：凯歌，你的路还远没有走完。

这里的山民依然刀耕火种，依然胡乱伐树，“呼噜噜”地吸着他们的水烟；这里的孩子，家里穷的，依然光了脚提着鞋走五里山路到学校门口再穿上。一个参加过当年《孩子王》的拍摄的大龄学生，娶了堂妹作老婆，三年里生了三个孩子，我去家一看，个个鼻歪眼斜......

我望着远处，发现已经没人愿意走这条原来是红的山路了，便也匆匆走下来。幸得安慰的是，早年看护《孩子王》景地的那个小贾，小时候得过大脑炎，家里大人看他一事无成，就给他起名：贾不成，只有他还常去景地，常在山顶眯着眼看天，嘴还象当初那样叨念：“天是哪样？天是蓝蓝的一条线......”

凯歌去美国，说是一年却三载不归，临走时对记者说：“我将写一篇十万宇的文章阐明《孩子王》。”

文章呢？我没有见到。

《孩子王》于戛纳失利，凯歌激动：“不废江河万古流。”

新作品呢？！

凯歌的母亲，令堂大人于病逝前一声声呼唤凯歌的小名：“鸽子、鸽子回来了。”因他在 1988年7月出国时讲：“妈，我年底一定回来。”好，你说年底回来，那我就从8月卧床食宿不能自理一直等你，中间死而复生多次，最后等到]988年12月31日晨才凄然一死。

凯歌终没能回来！

这绝无半点言凯歌不孝的意思，但又终归挡不住那个横在中间的道理。

到你陈凯歌桑榆暮景之年，你是要英格玛·伯格曼的38部影片，还是要你那嘴子利落却也抵不过三流翻译的英语呢？

活着就该信守活着的原则，它有如卫星进入轨道的计算一样严格。人们站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面前，米开郎基罗就是顶天立地；人们进入卢浮宫，从普桑到库尔贝的250年就是辉煌灿烂永载史册；人们听到莫扎特、贝多芬、肖斯塔克维奇的音乐......人们看了《阿拉伯的劳伦斯》、《桂河大桥》、《日瓦格医生》，大卫•里恩的名宇就响遍全世界！

凯歌，你不是也不该是多余的人生。

“不要怕走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别人打烂。”凯歌，你也不要怕贫穷，不耍耐不住贫穷，拍电影的跟小说家大多是一种职业，— 个意思。古人早有高见：“文人不幸而为小说家，盖小说家者，大都穷年兀兀，富于才而啬于遇。其生平所历之境，尤必坎坷困塞，不遂其志。于是发其牢骚，吐其郁勃，为愤世嫉俗之言，与天地造物抗。愈抗愈穷，愈穷而愈工。此固凡为小说家者必经之轨道也。所以快读者之心者在此，而招世人之忌者亦在此，其不幸为何如。然而文字有灵，不胫而走。一篇传诵，妇稚皆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者，小说家可无憾焉。是又小说家之幸也。”

1987年3月15日，摄制组撤到思茅，眼看就要分道扬镰的大家在一切喝酒，美工突然破门而进，青着半边脸说街上有人无端击了他一掌，凯歌立时站起：“在哪儿?”

我们一行九人上了街，凯歌迈着里八字打头，胡子仍很倔地朝前撅着，那形象今天想起来，怎样恭维，也不过是一介武夫。

走至黑处，美工指向墙角大声喊叫，众人也就冲了过去，见三个小伙子箭一样窜出并朝身后小胡同猛跑，凯歌哪里肯舍，催众人跟上的同时自己已经消失在洞穴里，我胆小加上眼神儿不好跑在倒数第二个，随跑随觉腿软，别是《三国演义》中的引兵之计吧？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顿喝，小胡同里竟杀出三十余人，有提斧有拎刀有操凳有握棍，转念之间，空中已有瓦片飞来，我没等叫出声先就跑了，自然是头一个，当撞进宾馆潜入厕所的时候，街上已是一片寂静。

我只觉眼前一阵金星，扶了扶眼镜又鬼使神差地冲出去，冲上街，沿着逃回来的路往前跑，猛丁从侧面的巷子里走出一队人，领头的是陈凯歌。

他眼肿着，鼻里淌着血，象个身有利器的庄稼人，直着脖子走。那时候，正面有颗子弹打过来他也根本不会躲，我垂了头耐着心，听脚下一声声鞋响，我看天将大白，便于怀中摸着那杆缠着胶布的钢笔。

一切都逝去了，

一切都经过滤，

思茅也早把你陈凯歌是谁忘得一干二净。

你留给那街巷，留给那黑胡同的唯一礼品：是勇气。

意大利导演贝托卢奇继《巴黎最后的探戈》后，十五年倒运，最后却以《末代皇帝》夺了七项奥斯卡大奖。

被世界影坛称作怪杰的美国导演科波拉在拍划时代影片《现代启示录》时，一场100多万美元搭成的景，在肆虐的台风下化为乌有，但历史却永远留下了科波拉所注释的越南战争。

英雄自古善败，善败者不死！

你我法国的激动，也绝不该是今天别人茶余酒后的幽默......

......

戛纳，天海一色。为了沐浴也为引来影商导演注意的妙龄女郎赤着上身堂而皇之地走来走去；沙子泛着金色，3架飞了十几天的广吿飞机，仍不知疲倦地拖着长长的彩带由西向东又由南向北；岸上是些宴安鸩毒的浪人。凯歌仰着脸，地中海的风把他的胡子吹得微微在抖，太阳也不似西双版纳的温柔。我忽然想起 《孩子王》中的段落：“学了很多字却不知生活是什么，什么是生活呢？就是活着，活着就得吃，就得喝，所以，这个活字，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个舌头。”

凯歌回了脸，

我回了头，

并再也不曾相见。

注：此文写于1990年春，如今发表已是两年之后。其间，凯歌又拍了《边走边唱》、《霸王别姬》，再次名噪一时。故以上文字，权且当作“闲谈”一读。

《孩子王》

牛喝尿爱吃咸，人抄书欲出离

雾气笼罩着这青山绿水，朦胧湿漉的视野之内是消散不去的文革伤痕；贫穷困囿住那朴实纯净，色彩浓郁的画面之中是落后悲凉的乡野教育。孩子王同孩子们被沉抑的构图挤压至天空底下，推逼到巨峰旁边，甚至消失于帧格以外，逆势而立的脏发成了反骨的外化，撇开书本的课堂亦是仅存的逆鳞；被沉重的命运捉弄至信仰尽失，摧残到体无完肤，甚至烧毁于时代野火，字数不够的作文无益观念的改变，得来不易的字典怎助反抗的实现？历史滚滚洪流裹挟着泥和你，撞得理想粉身碎骨，所有努力白费，看着镜子破旧崩裂，换来自己意志消解，从原本带着微弱力量和坚定愿望大步前来，到最后接受无能为力和无可救药铩羽而归，王失败了就不再是王，人认命了就很难成人，还有年轻的孩子不懂这些，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却早早被写进了悲剧的轮回，庙里的和尚跳不出循环的故事，山里的孩子飞不出人生的蹉跎，等到又是谁放的另一把大火把他惊起，便是清醒之日的到来。

习得木讷后失落离去，空镜氤氲冷峻，情绪悲伤不尽

--为什么不按课本教？

--没有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丹青在美国收到阿城写在破练习本上的小说原稿，直呼刺激。

“写我们这类家伙流浪，夜里在火车站的事……我从未想象一个我认识的家伙，一个同代人，也写小说，而且写的就是咱们……”

阿城的《孩子王》就是那代知青的故事。

故事很简单，知青老杆成为老师，和学生王福打赌，赌注是老杆的字典。

王福输了，老杆因为“不按课本教”被辞退。

1987年，陈凯歌根据这个故事拍成同名电影。

一、忧愁像雾浓，无处飘散

电影从头到尾，漫天大雾。

山沟里潮冷潮冷的，一片迷蒙忧郁！

知青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砍坝，烧荒，翻地，放牛，割草。

老杆在这样的环境下，教书，游戏，发呆。

云贵山区，插队七年的知青老杆，被抽调到一间简陋小学教语文。

知青朋友都为他高兴，“苦出头了，美美地教娃娃认字。”

在破旧简陋的住处，朋友纷纷拿出各自珍藏的美味：白酒、青菜、菌菇、肥鸡，做了一桌菜为老杆践行；

好像老杆不是要去教书，而是去驻联合国，要上月球似得。

山雾弥漫，远远地看不清路。

近处的松树、竹林，混着点燃柴火后升起的烟，像在跳跃。

自己的呼吸声、近处的脚步声和远处的伐木声一样清晰可闻。

七转八转，山连着山，路接着路，许久才看到一条黄土路通向低矮的学校。

来到学校，老杆在摸索教学之余，自娱自乐。

红霞满天，一个人在枯树旁甩袖子；一个人在土坡上闲逛；夜深时，一个人冲镜中的自己吐唾沫。

就像陈丹青在看完王安忆的小说《六九届初中生》后说的，“写我们在他妈田埂上瞎走！”

对，就是一种无聊苦闷而又无法排解的忧伤。

远近景的合理搭配，恰到好处的机位，使得这种诗意的苦闷入骨入髓，就像“枯藤老树昏鸦”带给人的感觉，也像《恋恋风尘》里忧郁的远山。

影片最后，老杆背着行李，穿破浓雾，走过枯树林，木然地看着周围，不知所措。

二、一本不必抄的字典

在云贵山区，字典很珍贵。学生没有，老师也没有。

哪里有卖？

来娣说：“市里反正没有，省里你去的成？”

老杆那一本就字典还是来娣给的。

老杆赶夜路回学校，来娣匆匆追来，将旧字典塞进老杆怀里。

但来娣有个条件，她要当学校音乐老师，让老杆跟学校“说一说”。

回到学校的夜里，老杆用心翻看字典，响起“仓颉造字”时的鬼哭魂嚎，门外一头牛经过。

学生看到字典都很羡慕。

认得三千八百八十八个字的王福在一次布置作文时，和老杆以字典做赌注，今天就能写出记叙明天劳动的作文。

为了获胜，王福和父亲王大桶当天夜里到山上砍够劳动课需要的二百三十根长竹后，写完应交的作文。

但是，王福还是输了。

“我们说好是你昨天写今天的劳动，你虽然作文时昨天写的，但劳动也是昨天的。

“记录一件事，永远在事后，这个道理是扳不动的。”

老杆将字典赠给王福，王福拒绝，他要把整本字典抄下来。

每天抄，五万字，一天抄一百，五百天。

夜里，知青们来学校看电影。字典的原主人来娣也来了，看到王福没吃饭没跟同学看电影，在油灯下认真抄字典。

来娣要把字典送给王福。

王再次拒绝，“毕了业，我就回队上，抄好了，就带回去。以后还有更大的字典，我还要抄。”

王福走后，来娣很生气地叫了一嗓子，打掉桌子上王福抄的内容。

不仅震惊了一旁的老杆，也惊住了观众。

是谁亏欠了这群渴望知识、想摆脱命运枷锁的人？

由同情而气愤，由处询问而呐喊！

老杆离开学校后，将唯一的字典留给了王福，并写下一句话：

“王福，今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

要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不要抄。就像来娣叫大家唱的那样：

“脑袋在肩上，读书靠自己。”

导演陈凯歌说：“我们现在文化中旧的东西不断在重复出现，为什么？就是许多人历来喜欢照抄旧的那一套。”

字典是不必抄的，那些看了上句就知道下句的文章也是不必抄的。

人也是如此。

三、我的父亲力气最大

学生没有课本。

每次上课，教多少，老师一笔一划在黑板上抄多少，学生再依葫芦画瓢抄在本子上。

老杆问校长：“为什么印不出书来？纸多得很嘛！生产队上一发批判学习材料就是多少，怎么会课本印不够？”

校长正色道：“不要乱说，大批判放松不得，是国家大事。课本印不够，总是国家有困难，我们抄一抄，克服一下。”

这段对话，电影里没有，只在阿城的《孩子王》原作里。

学生没有课本，老师的语文课本政治学习材料多如牛毛，批判文章学了一篇又一篇，

但这些初三学生连小学课本上的生字都不认得。

没办法，老杆一字一字从头教。

在作文课上，一个学生写道：

上学，到学校教室，我上学到学校教室，我上学走。

孩子们哄堂大笑，老杆却说写得不错：

“这我就明白了，他不是跑来的，也不是飞来的，更不是叫人背来的，而是走来的。”

“字，第一要清楚，写不好看没关系，但一定要清楚，一笔一划。”

老杆将走时，让学生写一篇“我最熟悉的人”。

王福写的是他的父亲，内容如下：

我的父亲是世界中力气最大的人。他在队里扛麻袋，别人都比不过他。我的父亲又是世界

中吃饭最多的人。家里的饭，都是母亲让他吃饱。这很对，因为父亲要做工，每月拿钱来

养活一家人。但是父亲说：“我没有王福力气大，因为王福在识字。”父亲是一个不能讲

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队上有人欺负他，我明白。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

父亲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后来慢慢爬起来，还要去干活，不愿失去一天的钱。我要上学，

现在还替不了他。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我想，父亲有力气啦。

诚恳，一团热气迎面而来，读者不觉便流下泪。

王福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好文章。

老杆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好的老师。

谢谢老杆，谢谢孩子王。

四、上“牛”下“水”是什么字？

牛是极犟的东西，有气度，任打任骂。

但牛也有慌的时候，那就是老杆撒尿的时候。

它爱吃咸，尿是咸的，它平时吃不到。

老杆便造了一个字，上“牛”下“水”。

牛爱的是咸不是尿，学生想学的是字和独立思考不是课本上的宣教。

我想，这就是这个字的意思。

影片中，知青们在教室里，嬉笑地唱：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老和尚讲的什么呢……”

不知他们是在嘲讽哪种无尽的循环？

对于片尾那场烧遍整座山的火，陈凯歌说：

“希望真能有一把无形的火，把一些传统的旧东西烧掉，然后创造一些新东西出来。”

我也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