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关于城管与摊贩的纪录片。故事发生在我非常熟悉的城市武汉。片中的主角一个是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城管中队,一个是摊贩王天成一家。鲁磨路按照城市发展规划打造“珠宝一条街”,需要彻底清理所有沿街摊贩,长期踞守在此路的摊贩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的矛盾由此升级。如果撇开拍摄对象的实际身份来看,这是一个好看的剧情片:人物个性鲜明,矛盾一触即发,情节跌宕起伏,最后还有一个完美的结尾。但是一旦考虑到实际的拍摄对象,感受完全就不一样了,用百味杂陈来说不为过。因为这些对象是真实的,所以片中这些矛盾也是真实的,进而我们可以看到沉重的生活本身是如何一幕幕地在眼前展开。
看片子时,我时常在城管与摊贩两者之间游移。城管为了治理好这条街,碰到这样一个“钉子户”,软硬不吃,他们费尽了各种心思,想了各种办法,都不凑效,看到这里会觉得:“哦,他们的工作的确不容易,还要被摊贩扇耳光、吐唾沫。”而摊贩那边,一家人靠着摆摊艰难为生,好不容易在那里扎下根来,有了经常来光顾的熟客,每天也有了稳定的收入,这个时候你们城管天天来找事,让人不得安生,此时又忍不住同情他们,“唉,他们生活太不容易了。老父亲有心梗,老母亲有癌症,儿子一只手没有了,还有一个孙女要读书,全家人的生计全在于此。如此三番两次来驱赶他们,真的合适吗?”
我觉得纪录片的好处就在于此:它就站在中间的位置,给与矛盾双方均衡的展现,双方都有难处,都有对策。纪录片很好地展现了这个“博弈”的过程,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期间有进有退,有吵有闹,有打有骂,当然也有商有量,有劝有服……由此给与我们思索的空间和角度就丰富了起来。
片中的高潮部分是摊贩王天成一家与城管负责人胡队长之间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之前,城管的人趁着王天成不在时量了摊子的面积,王天成接到儿子王兆阳的电话立马赶了过来,他打电话给城管的胡队长,让他赶紧过来。
胡队长来后,希望王天成配合整治工作,王天成大喊道:“我不会配合的,我丝毫都不会配合你的。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他一边喊一边拍着胡队长的胸口。
胡队长也习惯了他这样的表达方式,只好忍耐地苦笑一下。
王天成质问道:“我在这里为什么要换路?我在这里碍什么事?”
胡队长解释道:“武汉要发展,武汉要当大城市。”
王天成儿子的王兆阳对着镜头不解地问道:“我就是靠这个生存的,我没办法。我不影响任何人,我给这地方带来了便利带来了实惠。”
胡队长再次说:“那城市也要发展。”
这段对话背后的信息非常地丰富。城管这边的逻辑代表着背后官方的治理逻辑,城市发展需要美观的环境,店铺整洁,街面干净;而摊贩的逻辑是民间老百姓的生存逻辑,我只占用街道的一部分,不影响别人,还能大家带来了便利,为什么要为难我们?双方都有道理,都觉得委屈,都拼尽全力想要对方听进去自己的话。
片中城管的李队说了饶有意思的一句话,点出了他们双方对自己的定位:“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没得办法。”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句话说得中肯到位。胡队长反复提到“城市要发展”,这是一个宏观的愿景,但在具体的推动过程,涉及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小小的家庭,也就必然产生一个个细碎的冲突和矛盾。城管作为这个“发展”最前线的基层管理人员,他们每日都面对的就是这些“让人头疼”的人和事。我们在片中也看到了城管对摊贩如此“放刁”的无奈,他们下达的文件被摊贩当面撕碎,他们的工作人员被打伤,他们派“卧底”去监督也要偷偷摸摸,说是“工作的弱者”不为过。但是这种“弱”,片中有个人点出来了,“他们不是怕你,只是让着你。”这个“让”字,非常重要。城管背后是一整个管理机构,而你摊贩只是摊贩,看起来各种“放刁”,其实只是徒劳的挣扎,这才是真正的“弱者”,这才是真正的“没得办法”。
可哪怕是徒劳,也要挣扎,王天成就是这样的人。他七十多岁了,光着膀子,敢于冲撞城管,敢于呐喊出自己的愤怒,他撒泼,他打骂,他在地上翻滚,他冲到城管的办公室大声叫嚷……他拒绝沟通,也拒绝妥协,他一次又一次地拼了老命。正如他儿子王兆阳说的:“爸爸就像是一只老母鸡,护着我们这群小母鸡。要不是他,我们早就被揪走了。”但王天成也会说:“我快护不动你们了!”他也与家人怄气,因为家人想要妥协,想要退让,此时他极为固执、暴跳如雷。这样一个“弱者”,他终究抵挡不住滚滚发展潮流,可是他生命之强悍,让人敬佩。同时,王天成也有很“精明”的一面,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来看,王天成一家占地经营,的确是“不合法”的,城管希望他们能够入店经营,但王天成他知道一旦入店,相应的经营成本会高很多,利润也会随之大大减少,所以坚决不妥协,城管一来,他就闹,但他闹得有分寸,知道如何引起围观民众的同情又不至于太过线,知道如何用“扣帽子”的方式来“讨伐”城管。这些在外人看来“狡黠”的应对方式,背后其实是无奈,是不得已,是不如此就不能活的担忧。
他说的一句话,特别触动我:“我是非常喜欢武汉的。我不会离开武汉的!”正如片名所说的“城市梦”,每一个人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权利。但这个过程中,痛苦挣扎的滋味几个人能知?触动我的另外一个点,是跟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有关。身为湖北人,从小武汉在我们心目占有特殊的位置,这些年来这个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90年我第一次去所见的那个破败脏乱的“大县城”逐渐发展成现在的大都市模样,长足的发展自然是有目共睹的。我也有相当多的亲戚生活在武汉,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跟王天成一样摆地摊,有些人干苦力,有些人做批发,每个人都力求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片中王天成一家的遭遇,在我的亲人身上也同样发生过。他们也与王天成一家一样,再也回不到乡村来了。他们在生活上已经是武汉人了,可是在法律意义上,他们是异乡人。这种身份认同的落差,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引发的是诸多麻烦和痛楚。
片子快结束时,城管为了解决王天成一家人的实际困难,特地给他们准备好了一个定做的棚子,王天成一家也撤离了他们一直坚守的地方。看起来,这个事情得到了完满地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城管与摊贩的矛盾,往深处讲,城市管理与自主经营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这期间双方的博弈从未止歇,有些当然是像片中那样得到了解决,有些矛盾激化引发了暴力事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个纪录片需要去回答的。它要做的就是把一个具体的例子呈现给我们看,尽可能客观地、多元地去展现。这一点,它做到了。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作品很特殊。它是一部曾经上过院线的“小片”,小到人们在那个被《八佰》《信条》《花木兰》等“大片”刷屏的九月份轻而易举地忽视了它,就像一块石子投入大海,没有泛起任何水花。
但它又是一部沉重的影片,以渺小的身躯承载着生死的交汇,串联起人们对于2020年、以及整个后千禧年时代的“灾难记忆”。
在“打工人”概念兴起的当下,我想大家可以看看这部影片,从一个并不那么直接的角度了解一种“另类”“打工人”的生活。
这部作品就是《城市梦》,一部讲述小贩与城管的冲突的纪录电影。
《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拍摄周期前前后后长达一年,积累了600小时的素材,剪辑两年,
又(因为我们能猜到的一些原因)历经数年才拿到龙标,等到它终于登上内地的大银幕时,已然是2020年的暑期,距离开拍已经六年。
《城市梦》的导演,内地著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他于2016年的聚焦女性生育问题的作品《生门》,曾引起影迷群体的广泛关注。
然而《生门》中女性面临的“生死劫”也同样降临在了陈为军的头顶:他被查出肝癌晚期,二十年的创作之路亦将随之结束。
于是,《城市梦》成为了陈为军的“告别之作”,这为这部经历坎坷的电影更添一份沉重。
更为沉重的是,《城市梦》中的“城市”指的不是别处,正是今年笼罩在瘟疫阴影中的武汉市,这使得此片的成功上映有了别样的意义。
当然,《城市梦》的内容与疫情无关。它并不指向一次突如其来的、人人自危的灾难,而是朴实地复现了一个日常的生活情境,但这一情境所蕴涵的危机却同样是灾难性的。
故事相当简单:七十多岁的老人王天成与儿子王兆阳一家人在路边违规摆摊以维持生计,武汉市城管为了推进城市开发而欲将其取缔,针对这一矛盾,双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斗智斗勇,似乎是再普遍不过的城市生活图景,“城管暴力执法”也不止一次引起年度话题,成为根深蒂固的职业刻板印象。
事实上,《城市梦》的创作正起源于这样的刻板印象——2014年,《城市梦》获武汉市城管局的拍摄许可的那一年,正是大量有关城管的负面风波席卷的一年。
这正是《城市梦》的特殊之处。它既然在武汉市城管局的批准之下完成创作,那么必然会避免描绘城管的负面形象。
自然,《城市梦》不可能坚定地站在小贩的利益一边,进行达内、肯·洛奇式的现实主义底层控诉,因为任何“攻击”的苗头都是必须被掐灭的。
这与多数观众的预期相违背,于是,《城市梦》也被一些人指责为“城管宣传片”。
对于这一点,制片人戴年文回应称,这是一部标准的纪录片,在一年的拍摄阶段,与城管局签好了互不干涉的协议,最终呈现出的影像也是客观真实的。
或许正因如此,至少在笔者看来,《城市梦》并没有沦为一个审查制度下的牺牲品,充斥着虚张声势的美化和作秀。
从各种意义上而言,《城市梦》履行了其作为纪录片的责任与使命,制片团队尽最大可能不偏不倚地叙述了小贩与城管从冲突至和解的全部过程。
摄影机时而跟随城管们走入城管局的办公室,时而深入王天成、王兆阳的家庭生活,不加评判地模拟出两方阵营的视角,为各自的立场留下存在的空间。
从这一角度而言,《城市梦》很好地在审查大方向的限制之下做到了客观、公正、冷静与真实。
对于这样的特点,一些观众并不领情,而是倾向于指责此片的客观性实际上是“立场模糊”、“挖掘不深”的体现,这在笔者看来有一定道理,但不必过度计较。
的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城市梦》,其主题都仅限于反映小民疾苦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劳;
当公民利益与法律规范、个人诉求与集体进步产生冲突时,电影只是以一个失真的美好大团圆掩盖了一切。
对于问题的症结,电影不想、亦不敢触碰,更遑论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这是中国当下纪录片创作环境中迈不过的坎,是观众和电影人都必须做的妥协。
但《城市梦》另辟蹊径,将它的看点转移至别的方向。
小贩与城管的对抗阵营,虽然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但若考察这一阵营设置在影片中的功能,则可以实际将其视为一个预先设定的、概念化的情境,从此,电影展开了一系列的群像塑造和双线叙事。
这其实是剧情片中常用的手段,因此《城市梦》中的人物们更像是剧情片的剧本中激发戏剧张力的一组组道具,而不是镜头下的某种研究对象,“纪录性”被“戏剧性”所取代,成为电影的主要动力。
这样的本末置换是好是坏,尚无法评说,但它却给《城市梦》带来了一般的剧情片都无法企及的精彩程度,许多观众看完后大呼“剧情片都弱爆了!”
由此看来,《城市梦》的内容素材之所以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一套剧情片的运作机制。
但即便如此,《城市梦》也不可能被归类为剧情片,它仍然保持着纪录片的本质。
换言之,摄影机对准的人物,都是真实生活中的血肉之躯,而非由演员表演和角色设定组合而成的“人物”,也绝不是创作者可以随意调用的提线木偶。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纪录片是否道德?
众所周知,因为纪录片的内容理论上不包含任何扮演,因此任何过分的描绘都会加强它的剥削属性。《城市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此类争议。
如,王兆阳在二十出头风华正茂时因为一次工厂事故而失去了一只手。
在影片中,镜头多次对准王兆阳残疾的手,试图通过凝视手上的伤疤来展示苦难、以获取观众的同情。
这其实一种非常剥削的做法,它是有效的,却是廉价的、毫无尊重的,应当予以避免。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剥削内容,《城市梦》中也存在另一些有刻意煽情嫌疑的段落,以及一些说教的台词。
其二,纪录片是否真实?
我们在《城市梦》中看到的高强度的戏剧张力,是否完全是真实的生活?
即使创作者本身并无欺骗观众之意,但“纪录片”本身的属性还是可能导致“非真”的产生。众所周知,不同于剧情片,对于纪录片中的人物而言,摄影机是时时刻刻在场的、可以被看见、感知的。
摄影机必然会参与它所记录的事件,影响和干扰事件的发生,因此完全客观的记录是绝无可能的。
如,许多人在镜头面前会萌生出本能的表演欲,在《城市梦》中,王天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丰富而夸张的肢体动作、语言和表情为电影增添了许多活力和幽默感,
但这些是原始的反应、还是面对观众的表演呢?影片中展现出的城管的耐心和优良作风,是否也有故意而为的成分呢?
继续往下深究,观众所面临的必然是无尽的猜疑链。我们绝无可能得知事件的本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经过摄影机和剪辑的权力赋予了意义之后的影像。
与其试图追根溯源,不如来重新审视一下创作者想要赋予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难道只是市民城管一家亲的核心价值观吗?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所说的,这是一部“沉重”的影片。
沉重在它上映之路的艰巨,沉重在它是陈为军的“告别之作”,但更沉重在它讲述的不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百姓苦难,而是有特定地域限制的——
这一限制就写在《城市梦》的标题中:
“城市”。
城市对于一些常住民而言,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空间;但对于王天成和王兆阳这样举家迁徙的乡民而言,是一个梦想实现的地方。
因为城市,他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权利和尊严。王天成虽然是个老顽固,但他的思想却很“先进”。
“落叶归根”的传统伦理在他眼中抵不过他“在武汉十四年”的感情,他和王兆阳在电影中都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回家”。
因此,他们宁肯触犯法律,与城管局不断纠纷,也不愿放弃赖以生计的摆摊,因为摆摊使他们成为武汉市的一部分。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城市。
虽然电影给出了美好的结局,但事实却是沉重的。或许真的只有在摄影机严密的监督之下,城管局的领导们才能为王天成一家提供如此大的帮助,而现实生活中,在观众视线之外的地方,仍然存在着太多因为城市建设而的底层人民们。
王天成一家要生存的权利,武汉市要发展的权利,二者的矛盾并不可能像电影那样被轻易调和,它的解决常常伴随着弱势一方的被驱逐。
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终极矛盾,它存在于每个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度之中,面临这样的矛盾时,我们应该如何权衡?
对于《城市梦》,每个人都会轻而易举地站在王天成这一边,这是电影的感染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呢?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这是《城市梦》中一位城管所说的一句话,想必已然深深刻在了许多观众的心中。
面对庞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机器,每个人都是弱者,而本应来帮助我们的各种政策,却又常常像影片中的“背诵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那样充满形式主义,甚至反过来成为百姓头上的大山。
《城市梦》并不是一次正能量的输出,也不是一次梦的承诺,观众需要透过表面的光明看清背后的黑暗。
毕竟,大多数观众和读者,一生都无法与《城市梦》的主角们“割席”,不论是小贩,还是城管——都是“打工人”,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
一部写实的,具有现实意义法制教育纪录片,也是第一步展现城管执法与在大城市艰难生活的弱势群体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拍摄好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站在水果小贩或者是执法者的视角去看问题,而是站在了第三视角,以一个公正客观又有怜悯同情的双重视角去看待的。相信每一位看过纪录片的人都会有所反思。 首先站在城市规范治理的角度看,为了市容市貌,让整个城市变得更加和谐有序,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据城市管理的法制法规去对小商贩的不合理行为做出约束,这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的工作。肯定了他们工作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想谈的是在执法的过程中,我们执法人员应该如何处理好与商贩的关系,这个可能是每个城管人最应该注重的问题。法制虽然是坚硬的,但是执法的对象确是活生生的人,就像执法人员在纪录片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一定要讲究策略,要处理好问题。简单的暴力执法同样也能快准狠的解决,但是这样的执法会让群众信服嘛,造成的社会舆论会怎么评价城管群体呢?法律还具备公信力吗?破解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一刀切,以解决好问题为导向,而不是生搬法律法规,仅仅以处理问题为目标。
...待续
“很多人说,我们在替城管洗白,我们也不辩解,为什么?我一个干纪录片的,我还怕你说我为谁洗白吗?”
“就跟这次给我们很多打一星的,那可能是他们痛恨城管。”
“一些平台的洗脑更可怕、更恐怖。他能把人洗成傻子,甚至咱们讲句难听的话,他能把人洗成猪。”
城管与小贩,体制与平民,二者对抗,屡见不见。
陈为军导演的纪录片《城市梦》中,讲述了占道经营的钉子户王天成一家跟城管斗智斗勇的故事。
这事可太颠覆性了!
城管把王天成一家当钉子户,王天成骂城管都是苍蝇。
你以为城管打人了,暴力执法了,结果城管被扇巴掌了 。
而且城管只能忍着,还不了手。
你以为城管肯定动用暴力手段拔掉这颗钉子,结果人家取证调研,态度良好,还积极解决问题。 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二者的立场全然不同,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两方扭结在一块挣扎。
底层弱者?泼皮刁民?还是权势之人?好公仆?
到头来,都不重要!
强硬的生活面前,大家都是弱者。
正如片中城管说小贩的那句话:“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第一导演(ID:diyidy)专程跑了一趟《城市梦》制片人、出品人戴年文的办公室。
他此前制作过聚焦妇产科生育的纪录片《生门》,现在制作了《城市梦》,未来要推出一部关于公安的纪录片。
在办公室,他喝着茶抽着烟,从《城市梦》这个片子,进而延伸到纪录片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以及年轻人怎么看世界这样的问题。
在他的口中,当下诸多平台的大数据精准推送,其实是一种资本家的洗脑。
他做纪录片,从真实小人物切开社会的诸多问题,又回归小人物鲜活的生命。
这样一种创作理念和思路,正是与当下获取信息单一化、扁平化时代做出的对抗。
话不多说,看看戴年文与外界的对抗!
第一导演:大家以前经常在新闻看到的城管暴力执法,但这个纪录片呈现了城管的另一面。
戴年文:你对城管的了解也来自于新闻,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少见,或者觉得它能成为一个新闻爆点。
爆点就是城管打人,如果你只要上街,城管就打人,它绝不是一个新闻事件。
所谓刻板印象,就是人们想象当中这些新闻带来的,城管天天打人,在街上跟黑社会一样。
我们拍了一年,他没有这么干,那你说是我拍的是对的,还是新闻里边是对的?
我们决不质疑新闻事件。社会是复杂多变的,眼不见不为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但回过头来再讲,眼不见也不一定就不真实。
这些城管也都是人家的孩子,也都是孩子的父母,他怎么就变成凶神恶煞一般,所以人有另一面。但是在工作中,没有哪条条令给他写的,城管出去就是打人。可能他们有强行没收的权利,在没收过程当中难免发生冲突。
纪录片就是告诉你,我们在拍之前,并不知道他们工作是不是天天打人,如果拍到打人不也挺好。但是拍到打人,我更想知道他为什么打人,仅此而已。
那么老王打人,如果说只截取一段老王打人,咱们是不是对老王深恶痛绝,你占道经营还打城管。
但是仔细地看看,他表现得反抗越强烈,他护犊子的心情也越强烈,你可能就心生了一点同情。
城管去管你是对的,但城管在发生口角之后追着打你,他就违法了,你是属于自卫。
所以任何事情都要尽量看全面,再来分析这件事情的对错,而且对错也分很多层面。我们叫情、理、法,合情不一定合法,合理不一定合情。
所以当时王天成儿子看完电影后,跟我说了一句话,说看到了我爹。
作为儿子来讲,更多的是看到爹保护我。那问小孙女,说你看这个想什么,小孙女就说我想我奶奶了。
这就是人,别想象。如果你是当事人,在片中看到我爹,想我奶奶了,这叫人话。这才是人,人性就在这了。
对纪录片,其实说制度也好,说矛盾也好,说底层老百姓的艰辛也好,这是我们对社会的一个切口,切开之后更想看到的是鲜活的人。
鲜活的人表现出的人性,是我更想让所有人看到的,这是我们这个团队创作的基本原理、基本想法。不是想让你去看社会制度,那是让政府看的。
第一导演:这次受到最大的争议也在城管这?
戴年文:这次很多人说,我们在替城管洗白,我们也不辩解,为什么?我一个干纪录片的,我还怕你说我为谁洗白吗?
如果我是个律师,我还怕你说那站着的是个罪犯,我当然知道他是个罪犯,但是我来说的是他应有的权利。
就跟这次给我们很多打一星的,那可能是他们痛恨城管。
咱说句实话,我之所以牛逼,我就是我敢拍,我也敢说,我拍到什么,我就会出什么。
我并不会说你有刻板印象,我就顺着你来,如果城管没打人,我就不拍。如果城管打了人,那就赶快拍吧,赶快演出来,这有啥意思。
我也不会刻意地说城管不打人,就是拍到什么是什么。
这就是我跟了一年看到的城管,他们就是这样工作的;这个老人也是你们眼中的地痞无赖,但是我也让你看这样一个你心中的泼皮无赖到底怎样。
咱别给别人轻易贴标签,人性是复杂的,表现也是复杂的,社会也是复杂的。
以后看事情,轻易不要发表议论,这是很好的。多动脑子,独立思考,消息来源更多一点,多听听多看看,你所有的结论都来自于你不了解。
现在有了一些新闻APP、短视频APP之后,信息就更对等不了。平台做的就是不对等的事,它的理论就是不对等,你喜欢什么,他给你天天演什么。
如果是做信息对等的人,说你不喜欢什么,我天天给你演什么,两样东西我都给你看,是不是就把你扭转了?
第一导演:这其实是关于信息获取,大数据的一种算法。
戴年文:这就不是个新闻,它就成了一个洗脑,还天天说这个洗脑,那个洗脑,但很多平台的洗脑更可怕、更恐怖。他能把人洗成傻子,甚至咱们讲句难听的话,他能把人洗成猪对不对。
平台完全根据你的喜好,所谓的精准算法。你今天只要点了一次城管打人,从现在开始,你一辈子就看城管打人就得了。你如何了解世界真相呢?
所以我看了红色,从头到尾蓝色就见不着了,你认为全世界都是红的,这就是洗脑。
这就是我们聊纪录片的作用是什么?纪录片绝不是反着告诉你,这里除了红色还有蓝色,你看这是蓝色,那是红色,那是黑色,不,我一定告诉你世界是多元和多色彩的。
在过去,老百姓也顶多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也没有说天下绵羊也是黑的,这就是不讲理了。
生活当中,很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说你们那个片子挺有意思,如此沉重一个话题,怎么还弄出笑了?
我说,人活这一辈子,你就再艰难,也不可能是一种情绪顶到头,只不过这个人的生活当中笑声多,那个人的生活当中愁事多,一定是有各种情绪在的。既然是真实世界上生活的真实的人,那他各种情绪都会有。
第一导演:《城市梦》里王天成的情绪也不只是反抗,不光是70岁“钉子户”占道经营,他还有父亲对一家人的守护,一种家里顶梁柱对家人的爱。
戴年文:他的标签非常多。每个人活着都有很多标签。咱们聊作为一个父亲,这挺好。
拍了这么多素材,要精简到90分钟,留的是精而又精的东西。
其中有一句台词,我的感触就特别深,他儿子形容他,说你看他容易激动,但是实际上他是像老母鸡嘛,就是护着我们这些小鸡。他要不护着我们,就让老鹰叼走了,当然他这时候形容的老鹰是城管。
老鹰还可以是生活的磨难和困难,而小鸡除了被老鹰叼走,还有可能会风吹日晒,还有可能饿死。
最让人感动的是老母鸡这个形容特别准确。如果咱们形容其他的父亲,可能用老母鸡不一定行,恰恰王天成用老母鸡形容特别合适。
老母鸡对抗老鹰的时候,它能对抗外界的东西只有它的血肉之躯,它已经退化到不能飞了,不能打斗。
王天成所有的武器全部都用上了,包括有时候表现出来的泼、赖,甚至是一种所谓的强悍等等。到大街上写大字报,或者跟汽车对抗,他有什么强的呢?面对五六十个城管队员,他有什么反抗之力呢?
当年有一个案子,在野生动物园,一个女的下车,结果老虎来了,老公跑上车了,老虎叼着女的走了,只有一个身影从车后座一下蹿出去,她是谁?是被叼走女人的妈妈。
有人说母性让她不怕老虎,其实她根本就没有想因为是老虎我打不过,她只会想一件事,我孩子出问题了,我得过去。至于对方是什么,她根本就不可能在脑子里平衡一下。
同理,我认为至少在儿子心目当中,王天成就是这样的人。
第一导演:王天成那个年纪的父母,他暴躁起来扇了老伴儿,而儿子跟儿媳的感情有相濡以沫的患难,你怎么看这种事?
戴年文:这是社会变化后必然导致的,倒不至于说男尊女卑、平等关系,没有到那么严重。
但是他肯定还是不一样。小两口之间就容易去沟通、商量、互相鼓励,而在以前年代的家,谁强谁管什么事,谁弱谁管什么事,现在年轻人不会这样了。
我觉得倒没有不平等,最后老太太觉得应该退步的时候,王天成也觉得应该退步。
第一导演:王天成的妥协也好,退步也好,其实是一种战术。
戴年文:人们聊这个电影时,会聊到的王天成前后转化太快。
王天成的台词明明就是告诉你“一手打,一手谈”,很多人觉得王天变得太突然,咱要告诉咱爸,我们占道经营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咱爸思想一下变得高大了?其实不对。
王天成想好了,要诚心地写一封道歉信,他怕他儿子写不好。
不是思想转化,那太像过去的故事片了,过去的故事片就是这个人通过一件什么事成长。
包括咱们说简单化的好莱坞,好莱坞电影也得是说碰到一个什么事,这个人思想一下变化了,这叫起承转合的转,事情发生转机、转化。转化有转的过程,也有变,但是他性格没有任何变化。
他想的很清楚,我的目标是什么,我是要生存的,我是要生活在这个地方。
打也好,谈也好,都是要获得我摆摊的权利。只要你给我摆摊的权利,我干嘛要跟你打,我如果磕头能求来,我就不打了。
他是分步走的,进退都是要往前走的。
其实年轻人就应该学会这一点,跟生活较劲或者面对困难时,是不是可以换套方式。
第一导演:其实体现出的是种生活智慧。
戴年文:踢足球不就讲嘛,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防守也是最好的进攻。
其实不光是中国人,放到世界上,两个国家之间也是博弈。
博弈就是多种手段,绝不能是一味地打。
王天成的智慧既来自于人所有的智慧和知识,来自于直接经验,也来自于间接经验,他肯定也看过听过很多故事,包括革命史,“一手打,一手谈”,这是当年毛泽东的一个思想。
第一导演:占道经营,对武汉这个城市切实的危害是怎样的?
戴年文:对城市来讲,既然规划它是道路,就不是个摆摊的地方。如果是摆摊的地方,就规划它是摆摊,跟停车一样,划上线你就停车,不划线你就不能停。
但有些时候为了解决一些人的困难,世界各地都有摆摊的,这是解决实际问题,挺科学的。
其次,还涉及到公平的原则。这是一个公共的用地,如果按照这个收费,那收费归到谁?收费还有什么意义呢?收一点点管理费是为了维护卫生。
在国外占道经营的也有,广场上有允许摆摊的,但是这些人是经过部门反复评选,比如残疾军人、街头艺人可以摆。还有公司制度、轮转制度等等,不是想象的那样,也不像大家说的随便摆摊。
既然规定不行,那就都不行。但城管还是参考了一些做法,就是调查大家,你家到底是不是困难户?
如果王天成一家在农村生活得好,何苦要去城市这么折腾呢?去城里折腾,不就是为了跟过去不一样吗?
在农村,他家就是特困户。农村那点地,靠他媳妇一个人种能收入多少?全家5口人种地,可能都不一定能挣多少钱。故土难离的情况下,选择离开故土,一定是那地方比这地方生活得要好。
第一导演:结尾时王天成说,老子死也要死在这。但中国人尤其上一辈,更重落叶归根的想法,反而现在年轻人更想往外跑。
戴年文:对,这只能说明这个老爷子他挺先进,他没有落叶归根这样的思想。
首先,我们从他身上能够感觉到他跟年轻人的思想很接近。王天成经常上网,也说很多新鲜词,他的思想很先进。
你想70多岁的老爷子,大部分连智能手机都用不了,但他看政策、看新闻。所以说他有这样的思想,咱不知道,只是揣测。
我们是一个观察者,只呈现表象,不去呈现内涵。内涵是靠你通过表象去总结,去分析,这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纪录片不是干这个的,这个一定要明白。这就是纪录片和新闻最大的区别,我们是呈现影像,引起你思考。
纪录片是生活引起你思考,因为它来自于生活的真实影像。如果你不通过看电影,努力去观察生活也会引起思考,但是很难。因为看一件事情,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深度,一个是角度,纪录片恰恰能带领你看到更多的面。
第一导演:看的时候有一段非常真实的声音,儿媳妇说了一段话,说他女儿以后嫁人,穷人就找穷人,不让她嫁富人,因为富人看不上我们。
戴年文:其实她说的是门当户对。
合格的纪录片导演,看人的时候,多少有悲悯之情。
老爷子想让她嫁一个城里人,其实说白了就是有钱。妈妈不一样,她说我家姑娘不能嫁有钱的,得嫁一个门当户对的,他再有钱,我也不能让她嫁,另外我家姑娘长得再好看,学习再好,人家也看不起,她讲的就是人情世故。
每一个看的观众,你可以心里面有一杆秤。如果我就嫁个普通人,说这叫不求上进,这是键盘侠的干法。
任何一束光是不是能照亮自己最关键。我现在把反映人性的东西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反观你自己。当然年轻人每一个人都去关注社会问题,正义的力量越大,社会问题就被关注得越多。
政府既然放出这个片子,那证明政府也在思考我的城市管理当中,应该怎么办?
我们作为一个弱小的人,我们能想什么?我有没有他们家这种钉子精神?这个问题挺激励人的,我有没有这样的信念?我为我的梦想能不能这样去付出?我在生活当中,能不能去这样理智地分析自己?
如果每一个女孩都能理智地看待这个事,我长得再好看,我也别好高骛远。纪录片呈现了生活,生活给你的启示,这是更重要的。
采访、撰文/君伟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别误解,不是要做导演界的第一名,而是要记录电影的第一表达在导演!来这的导演,都敢说真话。
*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本号。
《城市梦》讲述的是关于占路摆摊的王爹爹一家的武汉梦。
他们从河南农村出来。十四年来在武汉街头摆摊做生意,可城管面临创建文明城市的压力,不得不要把他们的清理出去。导演把王爹爹和城管互相斗智斗勇的过程全程记录了下来,即有摆摊摊主的生活不易,也有城管队员的工作压力,让我作为吃瓜群众,似乎也无法用绝对的对与错去评判任何一方。
如今这个时间再来看关于武汉的故事,作为观众,心中也多了一丝情绪。度过了如此特别的时期,当下的我们再一次坐在电影院里,往日的生活看似恢复如常,只是一切都回不去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再一样了。
关于城市梦,王爹爹一家五口人,各自都有各自的理解。
王爹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看似身体很硬朗,每天摆摊卖各种日用杂货和衣服,实则也是重病缠身,不仅每天自己要吃药,还要给老伴熬中药。王爹爹算的上是城管眼里这个“钉子户”的大boss,最难劝说,甚至他一到城管队的办公室,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是能躲就躲。每次城管试图沟通,王爹爹的拗劲就上来,撒泼,骂人,甚至和城管动手,在马路上引得众人围观,自己一条命随时能豁得出去。
有时看上去蛮不讲理,但是似乎又像是他自己世界观里自成逻辑的体系。在和儿子聊天时,他还会很认真的谈起生意经——熟客至少要一年才会养熟。这也是为什么他拒绝城管帮他换一个地点摆摊。
关于王爹爹的过去,他很少讲起,他的无理取闹也好,他的故步自封也好,一定与他曾在武汉这个大城市里经历过的风雨有关。儿子断手残疾,妻子癌症余生不多,一个人作为家长,不得不为众人遮风挡雨。故事的最后,他答应城管的条件,但坚持说,我是强者不是失败者。
王爹爹的妻子,在片中关于她单独的介绍不多。从王爹爹的口中,她患有癌症,医生说她只有三年的余生,已经活了五年。她与王爹爹的性格十分相反,很少会大喊大叫,情绪平和,她只期待一家人好好生活。想来和王爹爹,已经是经历过大半生的老夫老妻。皮肤晒的黑黑的,步履蹒跚的背影,写尽过往平凡却不普通的故事。
而王爹爹的儿子王兆阳,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在工厂做工右手被压碎,就此成为残疾,甚至连正经的赔偿都要不到。
他的性格与父亲不同,带着三分倔强,但也有七分通情达理,因为女孩读书的事受到城管队的照顾,甚是感激,也愿意接受城管帮助的安排,但是在父亲面前,他又没有什么勇气开口。
他每天睡在自己摆水果摊的车子里,赚钱是为了给女儿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他在父亲的面前是儿子,但在自己女儿的面前,也要做个能遮风挡雨的父亲。就算只有一只手,吃饭写字甚至打电话都很是熟练,日常生活基本不会打扰别人,他对于受伤的过程轻描淡写,但是身处壮年,天降横祸,他也曾怨过生活的不公平吧。
他的妻子是在他受伤之后与他结婚的,婚前的天降横祸,没有让妻子对二人的感情选择退缩,夸赞自己丈夫待自己很好,也不图他什么,对自己好就够了。十几年前从河南带着孩子一起到武汉打拼,一家人一日三餐四季的幸福就已经足够。她说不想回到农村,哪怕重新出去打工求职也要在城市里留下来。
王爹爹的孙女,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父母从河南农村抱着去到了武汉。从小在武汉读幼儿园,小学,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他的父亲,言语间常说学校里外地小孩和本地小孩的差别待遇,口气很是不爽。小姑娘与许多青春期的女孩并无不同,想要爸爸买手机给她,因为别人都有。也不愿意妈妈总拿自己的成绩和别人比较,但是当妈妈问起她回老家读书的时候,她的态度却坚决起来,哪怕自己一个人留在武汉,她也不要回去。
一家三代,背井离乡,吃了许多的苦,遭遇排挤遭遇驱赶,但是唯一的坚持,就是不要回去,要在这里留下来。
回到乡下,破败的旧屋会漏水,想要生活下去只能种地,看天吃饭。似乎一切的人生都从古至今有了固定的计划,一日日一年年,都少了些搏一搏单车换摩托的机会。
而繁华都市,似乎每一个转角都有希望,只要捕捉住那一点点希望的星光,从此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们在北上广生活的人,尽管出入写字楼,穿着体面甚至待在空调房里享受每天有咖啡喝的日子,下班回到租下的小房间里疲惫不已。但是在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也都曾说过一样的话,不会回去,回去又能做什么。
城市的魅力,不是四通八达的公交线路和三十多层的写字楼,不是24小时随处可以吃到食物的店铺,而是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代表着自己对于人生的主导权,带着一种努力下去,就可以走进自己希望的世界里的通道。
也许所谓城市梦,就是我们想要在自己喜欢的地方,不顾一切的活下去。
原载于公众号“影探”
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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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久没在国产片里看到这样的画面了:
一个年过七十的赤膊老汉,毫不客气地扇了城管队长一巴掌,嘴里还骂骂咧咧,鱼死网破誓不罢休。
这段影像来自于不久前上映的国产纪录片——《城市梦》。
《生门》导演陈为军“六年磨一剑”,再度拍出了一部震慑心灵的纪录佳作。
它对困扰我国已久的“城管执法”问题,做了鞭辟入里的呈现。
尺度之大,更是令人咋舌不已——
《城市梦》
2014年,武汉夏天的某个清晨。
洪山区城管人员李忠于,正在例行对街道进行整顿。
一会儿让这边收收摊,一会儿给那边罚罚款,面对商家的回怼也毫不客气,始终在强调着“依法办事”。
李忠于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家规模颇大的地摊商贩身旁。
这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汉,操着一嘴河南口音,坐在马扎上,袒胸露乳,眯着眼睛扇蒲扇。
没想到,一向表情严肃的李忠于,却对着老汉笑着寒暄起来:
“王爹爹,我们在工作呢。”
“噢噢,你们在工作,那该咋办咋办。”老汉笑着回道。
得到了老汉的“许可”,李忠于松了口气,拿出通知单来写写画画。
就在这时,气氛开始不对了。
老汉起身,虽然还是笑着,但嘴里开始嘟囔些阴阳怪气的话:
“啊呀,我得了脑梗塞了,鉴定书都在家里摆着……”
“这单子还是不下为好……”
“我今年七十了,活不了几天了,接了单子我这辈子也完了……”
他随着说,李忠于随着应和,手里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老汉见状,越来越激动,激烈的言辞吸引了周遭路人的注意。
一名路人过来好言相劝:
“王爹爹,有话好好说,他有他的职责,你们慢点解决……”
老汉听罢,发出一声怒吼:
“我管他**职责,老子要吃饭!”
说罢,直接冲上前去,一把撕毁通知单,并对着李忠于破口大骂。
李忠于无奈,只得识趣地走开了。
从他的反应上看,李忠于与老汉,恐怕也是老相识了。
没错,这位王爹爹,正是整个洪山区,最难拔掉的地摊钉子户。
王爹爹本名王天成,14年前从河南乡下举家迁到武汉,平日就靠地摊维持生计。
他们以一座废弃报亭为据点,儿子和儿媳在一旁卖卖水果,而王天成和老伴则在另一边卖卖日用杂货。
2014年,武汉市正在创建国家文明城市。
而王天成所在的街道,正要被改成珠宝一条街,容不得地摊的存在。
正因如此,洪山区城管绞尽脑汁,必须尽快拔掉王天成这个钉子。
但李忠于这样的待遇,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几乎洪山区每一个城管,都受过王天成的骂,甚至挨过王天成的打。
城管中队的胡队长实在没有办法,特地就此事请教了局长。
局长出主意说,咱们现在的政策是“疏导结合”,不光要管理,更要顾及到具体商贩的困难情况。
“你找个人去记账,看看一天能赚多少钱,如果赚的确实少,那么作为贫困户,咱们想办法照顾;如果赚的多,有资本入室经营,那么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胡队长回去后,特地派了个办事员照做了。
没想到,记账员被王天成逮个正着,又是一通臭骂+拳脚的招呼。
尚不解气的王天成,居然特地闯进了城管局,开始了三小时的“舌战群儒”。
一会儿说执法者故意栽赃,只为受贿;一会儿说自己年老体衰,要死要活。
等到城管人员刚要论理解释,王天成又迅速摆出另一幅态度:
不听不听,城管念经。
城管人员实在没了办法——既然明了不行,咱就玩暗的。
于是,胡队长特地派了个新队员,伪装成技术学校招生员,埋伏在一旁偷偷记账,终于摸清了王天成一家的收入。
没想到,竟还吓了一跳: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就能赚三千块钱,居然还在卖惨摆摊?
看来,必须要来硬的了。
谁知,哪怕有了底气,吃的闭门羹还是不少。
测量占道面积时,被王天成一把抢过量尺,砸在地上摔成粉碎。
城管见状,就挑了个清晨偷偷去量。
王天成知晓后,便又在马路中间举牌示威,胡队长前来劝阻,却上来就挨了一巴掌。
事情闹到现在,早已是剑拔弩张。
于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发生了:
城管局集体跑去给王天成下达通知单,限他在规定期限内搬离。
为了防止王天成再次动手,几个年轻小伙子,还用玻璃盾牌把他围了起来,动弹不得……
一番周折后,通知单终于下达。
不过,面对着是否搬离的问题,王天成一家还是陷入了犹豫。
与此同时,城管也在绞尽脑汁,商议着各种最坏的打算……
这就是《城市梦》前半段的内容。
接下来的篇幅,依然是城管与王天成一家的斗法。
虽说是纪录片,但节奏张弛有度,酣畅淋漓,令人欲罢不能。
那么,这件事到底能怎样解决?
而王天成一家,又为何会成为难啃的骨头?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聊聊本片的幕后。
本片的导演名叫陈为军。
或许在大众心中,这个名字尚属冷门。
但在中国纪录片界,他可是佳作等身的佼佼者。
他的作品,豆瓣评分均高居8分以上。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的可贵在于,他能通过具体事件以小见大,去反映社会问题。
《好死不如赖活着》将“艾滋病村”这一敏感而恐怖的话题呈现了出来,去体现底层背后的苦难。
最著名的9.5高分神作《生门》,更是聚焦于妇产科医院的众生相,去直面生死背后的故事。
他的选题,总是犀利尖锐,内容上又不乏深深的思考。
可不幸的是,陈为军近年被查出了肝癌晚期,最近这部《城市梦》也被迫成了他的“封山之作”。
八月底,本片得以在院线公映。
但由于纪录片太过小众,导致无人问津,院线一日游后便草草下映。
虽说并没有达到特别高的话题热度,但《城市梦》的尺度却一点也不小。
它瞄准了中国城市发展长久以来的敏感话题——
城管与摊贩的矛盾。
一直以来,“城管”都是被污名化的职业,而围绕着城管摊贩所发生的故事,也长期被噤声。
但其实,本片也借李忠于之口,一语道破:
我们(城管)是工作的弱者,他们(摊贩)是生活的弱者。
一方为了城市建设,不惜挤压摊贩的生存空间;
一方为了生存下去,也不惜铤而走险。
都不容易。
故而,导演游走于两个群体之间,却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只做公平客观的呈现。
前文提到,为了调查王天成一家的实际收入,城管队长不得不派人卧底在王天成一旁,偷偷记账。
这件事,摄制组是一定知晓的。
但从头到尾,他们也并没有干预到整件事当中。
甚至在拍摄过程中,还偷偷利用构图,将敌对双方包在一起。
纪录片的一大铁律,就是从不诱导、干预被摄物,陈为军深谙此道。
可除了记录事件本身,对于人物的刻画,本片也一点没落下。
本片对敌对双方的拍摄上分工明确:
城管负责事件推进,王天成一家则负责人物塑造。
本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莫过于暴躁老汉王天成。
在城管面前,他是一把撒泼好手。
王天成非常明白,自己的行为是无赖做派。
表面不过脑子,实则精打细算。
因为这样做,虽然丢了面子,但赔不了物质。
当众撒泼,既可以让整件事僵持下去,能拖一天是一天;还可以吸引大众注意,兴许还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何乐而不为呢?
更重要的是,自己闹的越大,上面特殊照顾的可能性就越多,兴许还会有谈判的余地。
事实发展也证明了,王天成是对的。
有舍才有得,一切都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
这正是多年游走于底层的王天成,摸爬滚打出来的生存之道。
正如某天晚上,他面对镜头时所说:
“我的策略,就是一手打一手谈。”
“我不打,就在武汉待不了十四年;我不谈,就在武汉生存不了十四年。”
很多时候,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不过,王天成真的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冷血动物吗?
并不是。
面对家人的时候,他不乏体贴和温情。
老伴得了癌症,身体不好,王天成每天骑车回去煎药,再带回地摊给老伴喝。
药送到了,还不忘了体贴地叮嘱道:
“这药怕凉了,你掺点热水再喝。”
摊子到了晚上,总会有小毛贼试图偷鸡摸狗。
为了防止他人盗窃,王天成的儿子索性就睡在摊子里。
傍晚,王天成抱起一只小狗,说:
“我儿子一个人睡,你去跟他做个伴吧。”
说罢,就将小狗放在了儿子枕前。
作为生意人,王天成也并不是奸商。
他的货有口皆碑,服务态度也不错,偶尔还能便宜一些,故而熟客盈门。
采访中,不少客人都表示,我们认识好几年了!
这正是王天成的复杂之处——
面对城管,他是块揭不下来的牛皮癣;
但面对其他人时,他又是个有趣、体贴的老头。
但是,为什么唯独遇到城管时的王天成,会如此极端且激进?
这就要说到本片的内核——
总说陈为军会通过具体事件以小见大,反映社会问题。
那么本片要探讨的究竟是什么?
这还要从本片开头的那行字幕说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骤增了40%。
四十年间,近8亿人从农村涌向城市。
王天成一家,正是一群涌向城市的农村人。
本片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支线,是关于王天成的孙女,当年还在上初中的王展萍。
王展萍出生的日子,正巧与王家来到武汉的年月同步。
十四年来,她从没回过自己的河南老家。
而通过口音就能听出来,王展萍已与武汉人无异。
正如片中城管局长所说:
王天成一代和儿子一代,或许还是个农村人,但孙女却已经是个武汉人了。
王展萍在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念书,数学尤其好,是块读书的料。
正因如此,王天成也迫切希望孙女能够考出成绩,就此改变命运。
但本片的事件发生时,王展萍才读初二,尚没有参加中考。
一旦被迫回到河南老家,面临的也将是学业的迁移。
而乡下老家的教学条件,远比不了武汉,更比不了地大附中这样好的学校。
有段时间,王天成的儿子曾经设想过谈判的条件,那就是平稳渡过王展萍中考前的时间,至少在未来一年不拆。
没办法,一切为了孩子。
最终解决问题时,还是局长劝到了点上:
摆摊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让你们入室经营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扎个根,给孩子一个“名分”。
其实,面对着日益发达的城市文明,回不去乡下的,又何止王展萍?
片名《城市梦》,实际可以有多种解读。
从王天成一家的视角看,所谓“城市梦”,是指王家用尽毕生心血,试图立足于城市的梦想。
片中,摄制组曾跟随王天成儿子儿媳回了趟河南老家,却发现破败的土坯房,已经与鬼屋无异。
十四年没有回来,这个家,还能是家吗?
没法在城市扎根,却也没法回到曾经的故乡,这样的尴尬处境,正是当今许多“城市农村人”的真实写照。
未来会是怎样的?他们也不知道,却也只能一路向前。
没错,或许王天成的确赚的不少,但再多的钱,也抚平不了他心中的不安。
他只能继续省,继续赚,尽可能攥着更多的钱,毕竟那才是立足城市的安全感来源。
至于心愿,也正如王天成所说:
“哪里的黄土都埋人,可我就要埋在武汉。”
农村进城“谋生难”,相应的,则是各地政府“管理难”。
这就要牵扯到“城市梦”的又一种解读——
从大局观上看,“城市梦”指的是城市继续发展建设的崛起之梦。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领先的超级经济体。
但时代面前,却也有着这样一群跟不上节拍的人——
他们尴尬的卡在大国与小家之间,高不成低不就:
允许摆摊,会影响市容市貌,破坏城市建设;
不允许摆摊,也没有更好的谋生渠道去解决生计问题。
这是城市建设的一块烫手山芋,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作为一部纪录片,本片极好的收纳了这一经典案例,供社会参考、观摩与研究。
而作为本片呈现的重点,希望“城乡矛盾”的难题,会随着我国的飞速发展,被渐渐稀释掉。
为此,笔者也有个美好的愿景:
如果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看到这部电影,反而会惊呼,会诧异,会不理解。
那时的他们,只觉猎奇,却已不再共情。
(完)
印象中好像还是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纪录片,去之前事先大致了解了题材,本以为会拍的很沉重或沉闷,不想作为一部纪录片,它的节奏却出乎意料的好,全程紧紧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情节推进的严密扎实,轻重缓急都处理的很有功力,甚至超过许多剧情片,看的过程中,几度被逗笑,有时又忍不住心疼的想掉下眼泪。
它更牵动人心,因为这不是表演,不是改编,它就是真实故事本身,拍下来的每一个镜头,都是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影片的主角王爹爹一家五口从河南老家来到武汉,挤住在脏破不堪的小屋里,老婆是癌症,自己是脑梗患者,儿子是残疾,早年在工厂上班时被压掉了一只手,儿媳妇也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妇女,这个家庭里,最明媚的角色就是王爹爹的孙女,正在上初中的少女萍萍,她爱笑,朴实可爱,成绩极好,是全家的希望和骄傲。
全家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他们在街头摆的地摊,王爹爹买衣服鞋垫和一些杂物,儿子卖水果。这个地摊所在的市口,生意很不错,王爹爹在这里做了两年了,这份生意的收入,支撑了他们付房租,吃药看病,孩子上学等所有的开支,但是这份生意即将保不住了,这里被规划,将要成为珠宝一条街,自然是不能再允许王爹爹的地摊存在了,就此,开展了一场王爹爹和城管队斗智斗勇的大战。
全片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王爹爹,这个七十多岁的倔老头,承担了这部影片中几乎所有的笑点和泪点,若不是他的顽强,大概这出戏不出三个回合就会结束,面对城管,他几乎拿出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全部手段,一个人光着膀子就敢对抗一整群带着盾牌头盔的城管队员。他可以前一秒还笑脸相迎,让你放松警惕,后一秒就马上暴跳如雷,大打出手。他有三分无赖,三分狡猾,三分不要命,但他最令人的动容的,是他眼睛里不时闪动着的倔强,是那份对妻子的温柔,对孙女的期望和疼爱。
除了王爹爹以外,另一个最触动我的人,是他的儿子,他看起来也就不过三十多岁,大概是我们的同龄人,但他的面容明显比同龄人衰老和疲倦,他不像如今的70后80后,人到中年很多都开始自我觉醒,开始追寻梦想和思索人生的意义,他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妄想,贫困和逼仄的生活,让他每天从早到晚只剩下进货看摊,没有任何个人的追求,大概也完全不敢有。很多个夜色灯火中的镜头里,他的脸其实仔细看去,是英俊的,收拾收拾想必是个好看的男人,但是却常年带着委屈愁闷的表情,只有在和女儿说话的时候,才会露出一线明亮和温柔。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若不是还有这样的电影存在,我大概很难真正理解这群人的辛酸,虽然他们离我这样近,但对我而言,只是我每日匆匆走过街头遇到的路人甲,我会理所当然的以为,大家住在一个城市里,就理应过着相同的生活,其实他们生活的艰难,是我难以想象的,住在脏的要死的水果车里,从来没去过任何干净整洁的场所消费,为了保住摊位,要在街头撒泼打滚大打出手,躺在马路中间以命相搏,为了生存,他们所付出的隐忍和努力,我从来没尝过,在黑暗的影片里,闪过的每一个记录他们生活的镜头,都在撞击着我,提醒着我,我自以为艰难的生活,其实已经是多么轻易,多么幸运,我的那些烦恼和压力,其实是多么渺小到不值一提。
有人说,城管的形象在这部片子里是颠覆性的存在,他们一改往年我们在各种新闻里看到的蛮狠,几乎是委曲求全的,忍人所不能忍,甚至用出了卧底这样的手段,去和王爹爹一家周旋,让人顿生好感,好到简直不像真的,城管的副队更是说出了“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这样的话。是的,我也觉得这样的城管可能存在,但大概只是凤毛麟角,也许只是存在于镜头之下,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可以这样做,至少说明了,每个人都从内心深处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城管其实也知道,那就是面对弱者时,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和保护,这是基本人权,这是任何“顾全大局”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词都解释不过去的人心正义。
每个人置身城市之中,都必定心怀自己的城市梦,王爹爹一家有梦,他们想在城里扎根,想活下去,城管们也有梦,想让城市变的更干净,更文明,当每个人的梦都很迫切,都有坚定的意志要执行下去的时候,那么往往被牺牲掉的就是弱者,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在阴暗角落里被捂住嘴,看不到的眼泪和哭喊。人若只是看到自己的梦,看不到别人的梦,你的梦就会成为他人的地狱。
王爹爹一家和城管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两个梦的冲突,这种冲突通常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但这部电影试图寻找一条路,告诉我们在冲突发生时,并不是注定只能二选一,而是可以寻求共存共生的。
电影之后的讨论会上,监制陈梁说:“每当你去敲击社会绷的最紧的那根弦,就一定会带来震动,听到回响”,其实,谁都知道中国社会最紧绷的弦在哪里,但敢于去敲击的人几乎找不到,所以这样的选材是勇敢和珍贵的,虽然也必定要有取舍和妥协。
有人说,这个电影的立意是对城管的洗白,有主旋律电影的嫌疑,但我却更愿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它的作用,那就是让人们去看到一种我们更期待的城市管理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或许不够强硬,不够有效率,不够“秋风扫落叶”,它的成本更高,更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更透明受监督,它更温柔,更懂得尊重,更能站在“弱者”的角度上去着想,能够真正的去尊重和保护这些“低端人口”,而不是强硬的把他们当做垃圾清扫出去,当做蟑螂那样一巴掌拍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希望这部电影被更多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被在一线执法的城管和警察们看到,若你是城管或警察,无论是领导还是一线,若你始终坚持用这样的方式工作,哪怕没法出政绩,我也会深深的尊敬你,若你不是,那么愿你看完此片之后,好好的反省自己,真的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当然,我不会因为这部片就对中国的城管工作过于乐观,不会盲目的认为全世界的小贩都像王爹爹一样难搞,他们大多数都还是畏于权威默默的走开了,而当然也不是全世界的城管都像胡队长一样温柔,他们通常没有这样的耐心,居高临下的姿态是更多的。但我也不赞同有些人认为这部电影是在粉饰太平,故意去丑化小摊贩,或美化城管,客观的来说,它对双方的形象呈现都是比较全面立体的,王爹爹除了蛮不讲理之外,其实对家人也有满满的保护与温情,城管队虽然有脚踏实地,耐心交流的队长,但也存在着不下现场,只顾施压的官僚作风,这些都是没有回避的部分,它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人的矛盾性,它不是作为一个标签存在的,这样的取材也看出了一个导演本身丰富的人性观。
首映之后,现场有一场热烈的讨论,我在现场也向制片人戴年文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的老百姓为何如此热衷于闹呢?能作能闹,是不是会得到更多帮助?会哭的孩子是不是更会有奶吃?为什么当遭遇剥夺或不公时,更多人本能的反应是把希望寄托在躺大街,拼老命这种极端的方式之上,为什么人们宁愿上访而不愿意走正规的法律路线?对比其它默默无闻,被城管一赶就赶走的小贩来说,王爹爹的闹确实换来了更好的结果,他得到了帮助,得到了一个新的更整洁的摊位,而其它人走了就是走了,什么也没了。
这样的例子,是否会成为一种变相的鼓励呢?当老百姓开始迷信极端的上访和闹会有作用,那么就必定带来更强硬的镇压,如此将形成恶性循环,如何终结呢?其实,根源还在于法制建设,给出更多的正规渠道,让这些渠道更容易,不要让老百姓对正规渠道失望甚至绝望,被逼只能用王爹爹的强硬方式来解决,愿法律更仁慈,更能考虑弱者的利益,而不是一味的强调维稳和谐,虚假的和谐之下如果隐藏的只是被捂住的呼喊,被憋回去的眼泪,这样的和谐只会让人感到越发绝望。
看完了这部纪录片之后的好几天,从此我走在路上,看到街边卖水果的大爷,心中都会有一丝温柔的牵动,我想起了王爹爹一家,好像他们再也不是与我无关的人,我很感激也想看到更多这样的电影,虽然它的上映想必是非常不容易。
它提供了一个样本,鼓励大家都向前一步,最终能够伸出双手去合作,而不是发起更多的战争和敌对,尤其是鼓励那些掌握着权力,掌握着资源,受过更多教育,更有全局观的“强者”们能向着“草民”们多迈出几步,不是驱赶他们,不是侮辱或暴力相向,不是去把他们当做麻烦和阻碍,而是更多的付出耐心和同理心,伸手拉他们一把,对“强者”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对“弱者”来说,这就是全家的命脉,是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愿这座城市得以守护所有卑微的梦想,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提醒自己,莫以善小而不为。
纪录片《城市梦》个人分析 1、拍摄对象选择: 小贩和城管的对抗阵营。首先这部片子看上去不那么像纪录片的很大原因在于民间性。但也是这个性质,这个片子在观看完毕后并不会给我太大的真实感,我主观有余且客观不足的认为这部电影的选角是一大缺陷。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记录的方式是对人物进行机位跟拍,也就是说镜头成为了工具。而恰好两位人物分属的阵营又是极其具有“镜头感”的。所以,这部看似真实的纪录片其实有没有那么真实。导演陈为军的拍摄是必须要在武汉当局的批转下完成创作,所以,肯定会避开对城管形象的负面描绘。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就说这个电影是为城管洗白,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官方介入。 任何部门想要维护自己的形象,必不可少的是维护自己在镜头前的形象。所以,我在观看的时候明显感到城管的处理方式并不果断,甚至在法律范围内的忍让,整个安置活动持续了一个月之多,可见效率的低下。不得不怀疑是镜头的作用。当然,最明显的还是王爹爹的表演,说实话王爹爹很清楚镜头的作用,他面对城管犯浑打岔是因为他很清楚镜头对公职人员的“威慑作用”。包括故意提起调侃的局长守黑钱云云,可以明显的感到目的性。一定程度上并没有真实记录。我很喜欢的导演、作家是枝裕和在《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中写道:“电视并非完完全全地再现剧本的内容,而是在不断到来的“现在”,所有人通过自己的参与呈现出来的即兴演奏会。而现在我个人对什么是真正的纪录片也陷入了迷茫。我总结出来两个对立面: 正面: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演员,所以主角在面对镜头时并不是最自然的表现,会缺乏真实性。 反面:偷拍(不让被摄主体知道自己被拍)是无法让对方完成自我表现的。虽然是最真实的体现,但是“偷拍的影像根本称不上纪录,我不想这样拍”(是枝裕和认为) 所以,原本在两个观点内我是站是枝裕和的观点的,认为“正面”应该算是对当下的捕捉,是真实的记录。但在看完城市梦和一些视频后我会发现,当人带着目的性去表演时,即使是对当下的捕捉那也是虚假的呀。为什么王爹爹敢在镜头前撒野,为什么只有“反面”的偷拍才能揭示黑暗,315晚会的曝光几乎全是暗访。这样以来正反面都被推翻,我陷入了迷茫。对纪录片的认知开始模糊起来,当然,在查阅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早有了解决,根据正反面不同的特性,出现了纪录片的两种形式:观察式纪录片(正面)和反射式纪录片(反面)。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之所以出现这两种形式是因为纪录片从业者也没有弄清楚何为纪录片。在此,我提出一个我个人对纪录片的浅薄认知:“记录有用的东西,只要正义的不管是真实还是虚假,它在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需求,它就是值得我们留下的;可能会丧失真实性,但就如历史一样,只会有胜利者书写。我们能做的是发挥我们的作用,用自己的行业为万世开太平。”而此外所谓的正反面也没有讨论的必要,就变成了为我们达到纪录片目的服务的形式。至此,完成了我对纪录片的解答。 2、主线结构设计: 我个人认为这部影片的主线结构是有两个的: ①剪辑方式和结构上:并列式结构。也就是我们在写作中所说的多主线剧情,即在同一时间,平行时空发生的事情对比。这种方式的用途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出现在《两杆大烟枪》《疯狂的石头》等黑色幽默电影里面的。作用很明显,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事件的发展过程,以此来制造影视效果。相同的还有《怦然心动》此类文艺片。这种设计可以让观众全方位的了解人物,增加立体感。包括塑造张力。张力的来源就是读者和观众对角色的多方面认知,王爹爹一家可怜又可恨,城管正义又缺乏人情。这样的观感往往是在多方位的立体塑造下完成的。 ②(个人观点)内容上:对照式。对照式的基本结构是提出中心论点,然后进行对照验证,以一方的行为衬托另一方的行为,从而验证中心论点。我们可以根据影片的题目“城市梦”,和对内容的大概概括来分析,还是分为两对立面: (1)以王爹爹一家的“城市梦”为中心,他们想在武汉扎根,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过上更好的日子。那么城管的这些行为就成为了对照,来反映王爹爹一家在城市扎根的艰难和小人物在城市发展面前的渺小,在生活面前的无奈。 (2) 以城管的“城市梦”为中心,武汉这座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梦想,要求他们进行清扫王爹爹的地摊。这些小摊的反抗又成为了他们城市梦的对抗。 正是两部分主人公的城市梦不同,所以他们的矛盾才更有张力,才让人难以做出选择,生存和发展。 所以,从结构上看,我对这部电影是肯定的,不管是一词多义的影片名,还是两条主线的角色身份对立,塑造的还是较为成功。 三、故事张力 故事是围绕王爹爹和城管队的矛盾展开。首先在代表势力上王爹爹所代表的底层生活人民和城管代表的底层管理人员具有相统一性。双方的矛盾之所以尖锐,也在于两者都具有被动,正如城管队长所说的:“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城管队长受命于城市发展,而王爹爹则受命于生活,所以一开始的立场鲜明便决定了故事的走向。而随着城市的发展会剔除掉不利于城市发展的因素,也为王爹爹这场闹剧的后续奠定了结局。其中王爹爹之所以处于弱势,一方面它代表生活最底层的人民,另一方面他所斗争的是其实是阶级的对立,这也是故事具有张力的地方。所以这场闹剧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的体现:“阶级发展的对立”即乡村的人来到城市想追求更好的生活,却受限于知识水平等因素只能以自己的方式“赖”在城市,而这又是不被城市允许的,他们该如何生存?这种阶级对立的问题中在很多影视中都有体现,包括《雪国列车》《寄生虫》《灵笼》,但无一例外的都是无法解决,因为其发展的必要性要求剔除糟粕和落后,所以从本质上讲,王爹爹只能是牺牲的一部分。但是在人道和情感上来说,人们也希望给弱势群体以帮助。这些问题只能交给时间去验证,所以双方都进行了让步,王爹爹依然以他的方式在城镇生存,但这并不是长久的。在影片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出王爹爹的孙女最后只上了一所中专,那么他的子孙会不会再重复这样的现实,游离在乡村和城镇之间,我们不得而知。 3、画面拍摄: 以纪实的方式服务于人物的塑造,画面的拍摄是没有加任何的演示。完全服务于角色。比如:比如城管在让人暗中调查水果店的营销额的时候,对暗访人员采用的是窥视镜头。而在一些争吵和打斗过程中使用摇晃,以增加体感和氛围感。 打破了纪录片的一些方式,并没有特别注重画面的稳定和美感,但是却把画面语言讲到了极致。剧情的走向很少的解说的采访提问,让观众更有沉浸感。在纪录片的基础上,它的画面增加了一个功能,就是在记录的同时达到了自我的讲解叙述。 4、主题内容: 记录上算是很大程度的真实,但是浮于表面。其实从一开始王爹爹一家争取的生存权,又得到吗?影片中没有体现,结果看似皆大欢喜。但其实经不起推敲,生存权不是来源于摊位,而是来源于收入。对王爹爹的这一代来说,收入来源自于摊位,但并不是说换一个摊位,他的收入还是能足够家人生存的;而对于下一代来说文化才是生存权,我那天就如此聪明,为何在晚年却靠摆地摊生存?在影片的引导中,我们发现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是孙女的成绩,俺在最后她的孙女却只上了一个中专。 陈为军导演记录了人民生活与城市发展的碰撞。但是他的意义落在了哪里呢?我看到了社会的痛,却没有看到可以疗愈的药。作为观众,刚看完时我很感慨,震惊这部影片带给我的冲击。但现在想想,却像是画了个大饼,我描绘了一个真正的悲剧。如果说这是一部小说、戏剧那我觉得毫无问题,只需要带给人艺术和思考就行。但是作为一部社会题材的纪录片,它是要传递一份价值和意义的。我看到了导演想描绘的小人物的生活和对抗,但是之后呢?所以,《城市梦》并不是一部正能量的影片,它所承载着社会问题和黑暗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 当然,瑕不掩瑜,我依然认为这部纪录片是一部好的纪录片,以它独特的方式,展现我们社会的问题,真实的去反应了因为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拍得很不错,虽然是纪录片,但不缺戏剧性,武汉的街头充满戏剧性。这家人的生活难不难,大家心里自有衡量。片中的男城管还行,但出镜的女城管的逻辑和话语十分讨厌。他们一家人卖水果就算月赚两万,是几个劳动力是怎样的处境换来的?她坐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喝喝茶赚多少能公布下吗?至于她去核算水果摊进货成本的方式真可笑。卖过水果的人都知道很大一部分成本来自于损耗,有些水果两天卖不出去就成企低货。
地摊斯大林
看陈为军现在的身体状况,这一部可能真的是他最后的作品了。然而他的名字却依然无法吸引观众进到电影院看一部纪录片,中国纪录片的境况实在是太难了。《城市梦》这个名字乍一看和电影主内容并不相符,但真正让小贩们坚持着的,正是这三个字,不为自己,为的是后代。导演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有代表性,并且有十足性格张力的家庭太了不起了,也是这个主角让纪录片多了一份喜感中的悲情。
还有什么比被一群武汉城管团团围住看《城市梦》更有意思的事情呢。
趁还能在影院里看到,去看吧。题材太独特了,能拍出来并拿到龙标是奇迹。
【凹凸镜放映】武汉城管VS水果摊钉子户。题材就足够吸睛,也确实值得记录。龙标版或许剪掉了锋利尖锐的棱角,好在框架仍得以保留,也仍有惊人犀利之处。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的矛盾与抗争过程就是个人VS集体、人情VS制度的缩影,充满了“中国式斗争智慧”。两方个体都在底层,都有作为人的感情,可以和解、共情、感动。然而高屋建瓴的领导一针见血、冷血无情地点破一切:上层需要的只是服从,其他皆为手段。正如再如何抗争,疫情来袭,覆巢之下无人幸免。不喜喜剧色彩的配乐
核心价值观会背诵么。
之前关于《八佰》屁股问题的讨论,其实放在这部纪录片上才合适。不过,陈为军在主旋律的外衣和“保护”下已经做得很好了。选择的人物尤其好,爷爷一代是执拗抵抗,父亲一代是选择性妥协,孩子一辈已经是不自觉地要拥抱城市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底层人的寄生空间不断被压缩,其根基早已被杂草荒树掩盖。真是荒诞且悲凉。
城管和小商贩这种“城市牛皮癣”的历史纠缠也是积重难返,一方面城市发展需要治理,一方面底层生活所迫,“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两边都觉得各自占情理,弱者的“有理”最终竟也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出路)。底层何苦为难底层?但说来底层又何想为难底层?当然,这里面经过多少修饰,或者经允许才展现出来的就不得而知了,毕竟龙标在前。说到底,底层还是谈不上尊严,还是为了改变阶层。8.0
为结局加一星,“不是要感动,是要服从管理。”
作为武汉人,工作在光谷,看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百感交集,今天光顾了王爹爹的水果摊,默默买了点水果,愿你们一家人日子越过越好。
诙谐与闹剧贯穿全片,看预告片的时候只想着这是一部反映中国城市内摊贩与城管之间拉扯的现实纪录片,但随着影片的深入我们发现真正的含义是在讲家乡与城市,过去与未来的关系。王大爷和儿子留在哪里都无所谓,但是王家的下一代,王大爷的孙女早已没有可能回到河南农村老家。孙女从小在武汉城里长大读书,未来也会在城里上大学找工作,所以为了孙女将来的教育与人生,一家人即使是睡大街也必须留在武汉。与其说是王大爷在水果摊与城管抗争,不如想想说是一个老人为了下一代的生活和现实做斗争。
近两年看到的关于中国最好的纪录片,把中国的复杂讲得透彻。没有蜻蜓点水,没有面面俱到,没有迎合美国人对中国纪录片的口味
作为纪录片,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很真实的双方记录,让观众自行评判,爷爷真的太搞笑了,其实无论是执行的城管,还是老爷爷到头来都是一句话的受害者,“文明城市”这些年耽误多少人。害!
看起来是小贩抗争史,背后是近数十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填补城市基础生活岗位,以工作换取在城市落脚机会的变迁。对于这些远离土地、进入现代化城市的底层群体来说,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和家之间形成了一体化和绑定的关系。失去糊口的工作,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家,更意味着失去了他们对于城市的价值,接踵而来的就是城市的驱逐。在这样的走投无路下,王天成的捍卫就有了三位一体的意义,捍卫小摊=捍卫资产=捍卫家庭,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城市梦》早就已经走出了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提醒着我们赶快从阶层流动之梦里清醒过来,更反思了如火如荼的城市现代化。
粗砺,或许才是中国的真相。#书本放映# 包场放映,无锡唯一场次。现场发言的是一名真实城管,或许他们正如影院中闪现的光亮,守护着城市。陈为军告别之作,即使在执法宣传的外壳下,导演也总能另辟蹊径,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时代洪流现代化进程中,迷失奔走的总是这些小人物,传统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冲突,谁对谁错,城管和小贩,其实都为底层。三言两语,互相理解。希望导演身体早日康复!
首先,这种影片能上映也算是一种进步吧,虽然说有宣传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也算是一种发声。更多的人,更多的商贩,在城市管理面前,确实是弱者,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谁愿意风餐露宿的摆地摊,更多的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城市的执法者和管理者,应该更好的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而不是一味的取缔。前几个月的地摊经济,难道当政者一句话,地摊就合法了么?关键还在于法律怎么合理规定,并宣传执行到位,而不是一句空洞的“法律规定”。来自河南镇平的王天成一家,离我家很近,不到20公里,作为老乡,每个人分到的田非常有限,如果不出去打工,或者像片中摆摊做个小生意,根本难以为继,更别说供养子女上学。城市管理者觉得工作难,可更难的为了生存的劳苦大众。
题材太容易让人怀有错误期待,这部片对反映城管现象本身毫无意义;反倒是老爷子充满时代特征的性情与所谓秩序权利的抗衡非常真实,那代人身上特有的,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执拗与单纯,太熟悉了。
王爹爹其实很聪明,如果他年轻的时候有更多机会,他还会在70岁用赖的方式讨生活吗?
武汉市城管文明执法宣传片(不是,当然明白是为了过审,但也不失为一种视角。在点映场遇到包场的洪山区城管和武汉电视台,片中的胡队长好像就坐在我前面,影片结束后接受采访述说感受,这又是我今年遇到的魔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