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马特我爱你

很久没看到像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和宗教研究系组织的线上放映）这么清晰呈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作品了。像导演所说的，这并不是一个对中国杀马特的总体研究，而是由不多的杀马特（他们采访到了67位）来讲述ta们所经历的90后从留守儿童到成为农民工的个人历史。李一凡在朋友满宇的介绍下认识了“杀马特”家族的创始人罗福兴、又请罗福兴介绍了曾有过杀马特经历的青年人，请他们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经历。

这个纪录片由不同的杀马特的自述组成，有非常多的征集的手机素材（三个竖屏拼成横屏的版式很像前一阵子快手素材剪辑出来的抗疫纪录片），但核心逻辑很清晰：看起来是回答“为什么要杀马特”，实则在讲述“我们是谁”。这些个体组成的群像，讲述了不同段落的生活——在工厂的加班，在城市中的挫折，寻找自我和自我组织，与其他杀马特的友谊，所受的歧视，13年时主流文化对杀马特的污名和现在的生活。但其实不需要太多时间，观众就会意识到杀马特的分类和视觉创造并不是本片重点，重要的是成为杀马特的需求来自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中的位置，这群早早出来打工、生活极度贫乏的年轻人，他们想要逃离的是被老板克扣工资、被流水线异化、在城市里总被骗钱、不被家长理解的那个绝望的自己，他们想要成为一个有个性、有认同、有朋友、被关注的快乐的自己。为了让自己有动力活下去，他们选择了成为杀马特，选择用杀马特作为人群中看见彼此的标记，找到对方、找到朋友和恋人、找到让自己温暖的地方。

采访里有一个人说，工厂是一条通道，杀马特是另一条上升的通道。你可以成为杀马特家族中的“贵族”，虽然那是虚幻的，但快乐是真实的。“工厂里的职位就算空了，也是留给大学生研究生的，并不是说留给你们这种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如干脆选择另外一条通道。但我觉得这是快乐的东西。人，这快乐的话，我觉得是一样的。”

李一凡分享的自己在创作中视角的转变对于研究者、创作者很有启发，他的预设是杀马特是类似朋克的文化反抗（和刘伟伟的采访里他谈得更详细），在驴唇不对马嘴地和罗福兴交流了很久之后、在搬去东莞石排镇住了一阵子之后，他发现杀马特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如果一开始是视觉文化的预设，后面其实是转到了社会政治经济学，把研究对象从视觉形象的文化分析转向了对人的理解，认识杀马特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着。他也提到这个过程里很重要的是双方可以理解彼此的话语，能用对方的语言沟通。我也蛮佩服他没有面对在跨越阶层、文化、种族的研究里常会出现的自我怀疑。在伦敦常常看到自由主义话语特别是因为black lives matter的波及下，主流对“文化挪用”和“为庶民代言”（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自我审查，其实遏制了人们去表达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的理解、去想象人和人之间丰富多样的关系。

但现实里，主流与杀马特、非主流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侧目、排斥甚至是绞杀，像中世纪对女巫的围猎。去年李一凡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有个展，邀请了罗福兴和他的一个朋友去广州。但是这两位不坐高铁、非要坐顺风车，到了广州也不坐地铁，就要坐土摩托去美术馆。并不是生活习惯，或者是“习俗”或“文化”，而是因为每次坐高铁和过有安检的地铁，他们都很有可能会被盘问，久而久之，他们便绕开了这些选项，选择那些不让自己受辱的空间。其实被污名化之后，杀马特一直在躲。片子里介绍了杀马特从2006/07年到2012年的蓬勃，到2013年突然被主流发现后，杀马特的QQ群、QQ空间、开的游戏房间都被谩骂充斥，走在街上也会被打。他们删掉了照片、不再玩游戏。“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不，不行的。

片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来自一位去学了美容的姑娘，她现在头发乌黑、妆容温柔，很难想象她曾经的样子。她动情地说自己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再扮成杀马特：“两套婚纱照，必须要有一个杀马特的造型，就是我小女孩的样子，要珍藏起来回忆很多年。”

喜欢导演的态度，他一定是个很温柔的人。念过一些书的人，面对这个群体，会去扯「资本主义」、「城乡差距」、「剥削」、「异化」之类的东西，再以此来建构素材，甚至引导受访者。这其实是一种不自知的无情，更像是在研究解剖青蛙、按照课本上所写去一刀一刀割它一样。理论也许会让你更聪明一点，但更多时候你会变得冷血，失去自己的敏感。身体是最准确的，头脑反而会骗人。

导演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使他们放松，然后让他们尽情说出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很精彩，当然也很伤感。你会发现，他们说到激动处时，眼睛里是有光的，而那个光和你我的光是没分别的。那个光让我想到了很多，譬如《上阿甲》里面，那个甚至没有身份证的小男生，得知tfboys还在上学，于是羡慕地说了一句「哇，还在上学就可以当明星」，然后用手机外放了「青春修炼手册」，对着眼前的山谷，逆着光，开始自顾自地跳舞。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全然没有城市社会里常见的那种嫉妒和刻薄，就只是真正的开心，为远方的他根本不认识的tfboys感到神奇和开心。

讲回杀马特。我的小学同学们也有很多是这样的人，他们中考时还在打架，然后直接被抓进了派出所。美国电影里，屁孩们处理青春期问题，要么搞破坏，要么就是到处喝酒打炮。杀马特们不可能做这些，因为他们没钱，所以只能改造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回归到动物的状态，如同孔雀的开屏一样，靠艳丽来夺取目光。我觉得这是很浪漫的事，同时也很伤感，因为他们的头发和装备，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有多劣质的那种，这意味着，他们处于这个商品建构起来的社会的最底端。但如他们所说，「我们开心就好」。他们是很有勇气的，比我们这些做题家都更有勇气。考试又考试，是沿着一条既定的路往前走而已，他们从工厂出来，什么钱也没有，就顶着一个头发，到处去流浪，甚至饿晕在路上。这是没有被改造的人们，一无所有时所做的奋力一击。我很羡慕这种潇洒。

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她13岁就出来打工。她说，她知道自己的杀马特的头发特别奇怪，但她只是想要有人关心她而已，因为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她感到太孤单了。她说，顶着奇怪的头发走在街上，如果有个大哥哥过来跟她说，你搞这个头发好丑噢，她都会觉得温暖，因为她感到自己被关心了。最后，她说最近杀马特直播不太挣钱了，所以她想要白天去打工，晚上再直播，两份钱，「挺好的」。「挺好的」之前她顿了一下，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我确认了三遍，那个笑容跟《四月物语》里松隆子的笑容没有两样。然后导演拍了她直播的画面，随着那首著名的《凤舞九天》像拖拉机的声音一样响起，她开始对着一台巴掌大的屏幕跳起舞。她使劲扭动自己的身体，似乎真的很想把快乐传递出去。在那个瞬间，我只能承认，她就像天使一样。

作者： 杀马特·面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中，“杀马特”绝对算不上是褒义词。不会有人认为“你也太杀马特了吧”是夸赞的话语。

在2013年前后那次清理三俗信息的行动中，杀马特被定义为“低俗”，从而被主流禁止、打压。

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城市、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嘲讽——“杀马特强子”等微博账号兴起的本质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对于失语底层的一次猎奇与嘲讽。

当“杀马特们”被嘲讽、被表达时，那些嘲讽他们的精英也许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杀马特”这个概念下的个体到底是谁，以及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与主流的嘲讽不同，独立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对杀马特有不同的看法。当他2013年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很兴奋，认为这是一种“审美自觉”，是底层通过自我糟践的方式去抵抗社会的主流审美。

然而在采访了78位杀马特（采访67位，网络采访11位）、收集了915段杀马特们和其他工人提供的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之后，李一凡发现他之前对于杀马特的认知是错误且可笑的。

在这次长达两年多的走访中，李一凡重新认识了杀马特。

在他看来，夸张的发型之下，杀马特是一群疏离的留守儿童，是每天在流水线上日夜不休的底层工人，是生活体验极其贫乏的年轻人，是不被城市和主流社会接纳的农民工。

李一凡导演将拍摄和收集的素材剪辑成了一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他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而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杀马特一直被误解、被表达、被戏谑、被嘲讽。而戏谑之后被忽视的，往往是边缘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杀马特个人史

李一凡导演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系教师，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

他拍摄的第一部独立记录片《淹没》纪录了三峡水电站第一次蓄水成功之后，长江沿岸的奉节县从搬迁到毁灭的全过程。

《淹没》参加了2005年的法国真实电影节，这一年贾樟柯获邀担任电影节评委。后来贾樟柯拿到威尼斯金狮奖的那部《三峡好人》也是受到了《淹没》的启发。

《淹没》

李一凡的第二部纪录片《乡村档案》（《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记录了中国西部一个农村质朴的生活，是“一个普通西部乡村最本质的现实”。

无论是《淹没》《乡村档案》，还是他由于各种原因未曾拍出来的《猪肉》《劳动法》，李一凡的纪录片里一直都是那些被忽视的底层，以及他对于城市化的思考。

随着对杀马特的了解不断深入，李一凡发现这正好和他一直关注的课题不谋而合。

李一凡曾经是一个很信奉“第一现场”的人，他的前两部纪录片都是跟拍，都采用了特别严格的直接电影的拍法。

在《杀马特我爱你》拍摄初期，李一凡依旧抱着拍摄直接电影的想法。他曾经鼓动自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举办一个杀马特的线下聚会，并且认为这个聚会将会成为整部电影的重头戏——

“想想那个现场，好多曾经的红人，各种冲突啊，故事啊，理想啊，现实啊，各种恩怨情仇啊，多有意思。”

但最后成片的呈现却与导演最初的设想完全不同，没有核心事件，没有主要人物，没有跟拍，也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杀马特在讲述自己的过去与当下。

李一凡放弃了实时素材，放弃了第一现场。本片的素材基本上都来自李一凡对于杀马特的后期采访，以及他采购的那些工厂小视频，再配上一些他从杀马特QQ空间里收集来的历史照片。

李一凡尽可能地削弱了导演的存在感，把话语权还给了杀马特。

电影中，我们看到杀马特回忆自己第一次进工厂的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二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回忆没有父母的童年，回忆在工厂流水线上辛苦的生活，回忆拿到手的微薄薪水，回忆在唯一能够消费得起的溜冰场玩乐，回忆被黑工头欺骗威胁的往事，回忆由于夸张发型不再被工厂接纳的日子......

韩亚杰，一位曾经玩过杀马特的工人，谈到了自己被黑工头欺骗的事。

当时他已经在工厂工作了几个月，除了他提前借支的一千来块，他还应该领取近七千元的工资。而到了结工资的时候，包工头只给了他29块钱。

“那天真的好失望啊。我朋友结了最多四百。那老板真的是黑啊，才给我结29块钱。那时候我回去我女朋友那里，我都哭了。现在那个女的应该都结婚了。”

罗福兴，这位自称杀马特教父的年轻人，曾经也是一位留守儿童。他唯一能够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在他看来，那串数字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次当他遇到问题时，父亲的电话永远都打不通。

“把杀马特当正常人，用人性判断就是我的判断……我只想告诉观众，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少年农民工、青年农民工。”李一凡导演在采访中说到。

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尽管结构看似松散，但导演通过严谨的素材编排强调了自己的观点——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底层工人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这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所产生的问题，也是底层在一个阶级固化社会中的无奈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在进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1.27%。当前国家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最快时期，城市化率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

每年都有无数的乡村人口来到城市，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居住在城中村里，其中很多人都没办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与周围奢华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

他们没办法在城市扎根，也不想回到公共资源匮乏的农村。

在这种强烈的疏离感下，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用外表伪装自己——做夸张到极致的发型，至少可以被人看到了，哪怕是异样的注视。

后来这群用发型来保护自己的边缘人群成为了网络上很多人口诛笔伐的杀马特。

纪录片的最后，罗福兴说：

”因为这群来到城市的孩子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没办法选择房、车，没办法选择高薪的工作，只能选择成为杀马特，玩不了车、玩不了房，只能玩头发。这个时代永远都有被抛弃的人，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后来我在微博上发现了罗福兴在某条微博下评论杀马特的话：“这是反叛的方式，目前底层的上升通道几乎是存在关闭，因为没有文化没有背景他们没有什么上升机会，同时因为小时候缺乏关爱教育，才会产生的群体，就算没有杀马特也会有其他貌似杀马特的群体。”

罗福兴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去了工厂打工，在某次采访中，当被问到“你想做什么”时，罗福兴笑着回答：“做一名社会学教授。”

梨视频对罗福兴的采访

后来他又说：“我是有很多理想想去做，而我又没办法去做。打个比方你想当教授，搞个艺术之类的，但很难啊，你凭什么，六年级毕业。”

在记者的追问下，罗福兴再次补充道：“也不是无法实现，现在慢慢积累吧。”

“今年杀马特没有聚会”

2020年9月，罗福兴计划国庆节在他所居住的东莞石排镇举办一次杀马特小聚，为此他还特在他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推文，欢迎杀马特来参加聚会。

三天后，罗福兴再次发布推文，却是宣布今年的杀马特聚会已经取消，因为“石排国庆不允许出现杀马特”。

《杀马特我爱你》中记录了一场黑粉对于杀马特的抹黑行动，很多黑粉潜伏在杀马特的QQ群、贴吧里，并伪装成杀马特做出各种出格的举动。

“自黑不是杀马特！”导演多次在纪录片中强调这句话。

李一凡没有探究这些黑粉的来历以及目的，只是经过那次大型黑粉行动之后，杀马特成为了主流话语的清理对象，他们越来越边缘化，也越来越少了。

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来迎合主流，因为只有在剪掉夸张的发型之后，他们才能得到一份在工厂的工作。

在李一凡第一次知道杀马特的2013年，《Foreign Policy》就关注到了杀马特这一群体，在一篇名为《vanity fail》的文章中，作者写到：“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原因：集体疏离感，这是中国移民大潮和这个国家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

随后国内媒体也有跟进报道，南风窗发表了文章《“杀马特”：一个需要被了解的存在》，一家门户网站也发表了评论《无需苦大仇深地看待杀马特》，都提出了对于杀马特的不同理解与认识。

但这种讨论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当时国内的主流声音依旧充满了对杀马特的讽刺与谩骂。那家门户网站评论的最后有一个投票：“你觉得杀马特文化是庸俗的吗？”

73%的人选择了“是”。

7年后环境有变得更加宽容吗？反正今年国庆杀马特没有聚会。

社会经济一直在向前发展，但环境好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宽容，现在主流很多声音依旧认为杀马特审美庸俗，需要提升审美水平。

而罗福兴在他的微信公众号简介里写到：审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某次采访中，李一凡谈到：“我们经常被很多人诘问，你是不是消费乡村，你是不是消费杀马特。我觉得很可恶。那些漠视的人，总觉得别人好像在消费，他啥都不管、从来不参与。”

在那个被转发了2.1万的一席演讲中，李一凡导演在最后说：

“每个人都是活在社会里面的，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社会的处境，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社会史。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在你对社会的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参考资料： 1、《李一凡访谈：杀马特我爱你》——非访谈公众号 2、《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让被遮蔽的东西被看见｜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3、《他拍了杀马特的纪录片：他们没有被看见，却总是被表述》——端传媒 4、[时代议题]我们都是杀马特——时代周报

4星半。

当前的主流社会对杀马特充斥着不理解，很难容得下此种“异类”的声音。

影片让我对这个亚文化少数群体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之前我确实是对其有一定的误解，也再次提醒我尊重与理解他人的不同与喜好。算是一个不错的的纪录片视角，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非主流杀马特也是一种相当独特且重要的文化，尽管有别于美国的朋克文化，但二者同样都象征着反抗与独立的精神。这些杀马特如同孤独又敏感的刺猬一般，渴望被关注又害怕被欺凌，用毛发武装起自己。各类杀马特家族，给我一种组成了“工会”与“教会”的感觉，充当着精神支柱的作用，在精神家园里互相帮助。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杀马特兴起与衰退的历程，值得我们去探究滋生该文化的社会土壤，就像之前看的三和大神那般，也可以直接反映出社会底层工人的社会现状。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些年，离不开影片里所展示的这些“血汗工厂”，大批年轻人血淋淋的青春在其中一览无余。社会被分层，如今国内的贫富与城乡差距确实也是越来越大了，在城市化进程中，教育与留守儿童的问题也依旧很难得到解决。许多人被抹杀了自由与个性，被异化成工具进行着剥削，在工厂里不间断麻木工作的场景，甚至连上厕所都被监督着，这亦如上世纪卓别林《摩登时代》影片里的画面。虽然我童年一直都过得比较愉快，但是我爸妈也是比较早就没有读书出来打工了，也听过他们当年打工的一些事，确实是蛮辛苦的。

发型就像一种名片与标志，十分自然地将这些有相同特性的“同类”吸引聚集在一起，进而产生出群体归属感。

世间最廉价与最珍贵的事物莫过于自由，保留这份身份的象征，这也是杀马特最后的尊严与倔强了。

除杀马特外，最近几年亚文化中的消费主义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所谈及，也是一股特别的社会思潮。

最后好喜欢罗福兴的这句话：“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对于各类事物所谓的美丑好坏，我向来也是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来。

ps：他们的发量好惊人啊，我个人是属于比较容易掉发的那类。

看到工厂流水线的那部分，我就特别想打电话给我妈，我就想问问她还记得不记得以前来我们厂做工的那些人。我印象特别深，有次我和我妈在电脑前看快本，我俩都笑得特别开心，然后有个小工进来，问我妈有没有菜，他光吃白米饭吃不下，然后我妈脸上笑容立刻僵硬了，但还是指了一下厨房的位置。后来这个小工不干了，我爸特别生气，没给他结工资，还说他吃了我们家两包方便面，要倒贴我们钱。

我爸以前开厂的时候，就有特别多来来去去的小工，没人能待久。通常都是他们来问招不招人，然后我妈把工作内容啊工资待遇啊说一遍，如果可以明天就能上班。有段时间来的小工特别多，我妈的那套说辞我听得都快会背了，要是有人问我，我也能特别流利说出来。

哎。我爸吃饭的时候经常说，他半夜起来去工厂看，发现那些小工老是睡觉，偷懒，机器都出故障了，他们却一无所知。我爸脾气特别急，他就骂那些小工，扣他们工资，从来不给他们好脸色看。又说让他们睡觉的时候不睡觉，休息的时候就知道上街溜达。哎。谁又懂谁的难呢。

我当时上小学吧，觉得这事好像也没什么错，这些小工就是不行，不好好工作，在大人的潜移默化下，我就觉得外地人都是坏人。

我上初中的时候，杀马特非主流是用来骂人的，特别难听的词，我看到空间里那些五颜六色的夸张的头发造型，都觉得恶心，干嘛搞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有句特别流行的话，杀马特要是死了，那就是白发人送红橙黄绿青蓝紫人。我知道他们是在找寻存在感，但我依然理解不了，存在感真的那么重要吗？人人都会在某一刻觉悟：地球少了我依然会转。

当然我上初中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玩QQ空间，虽然没钱充黄钻，但还是要搞点特别的东西出来。个性签名啊网名啊头像啊也经常换，经常上网搜一些句子，哎呀觉得特别符合我当时的心境，擦，我觉得我的文学素养的萌芽就是在这些个性签名的网站里，真的是时代的眼泪。

不想写了，太难过了。

这纪录片我今天早上起床看了一个小时，然后起身准备去上课，我站起来把手插进裤兜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个杀马特。他妈的。

刚去翻了一下空间里的相册，然后找到了这些图，擦！我以前可是站在潮流尖端的人！

现场没谈，首先是因为这个话题说起来我一人可能要说半小时。其次，是因为现场的气氛，这个等会说。

这个片的叙事结构有种即兴音乐，或者如导演本人所说“聊天”，“絮叨”似的特征：通过在既往叙述之内寻找下一个“根音”来发展出新的“和弦”。它不显得杂乱，因为每个小章节主题性都很强，但以这种无中心的方式不断延展，却很难记住有多少个章节。整个片子绵密，扎实，很容易就发现导演关注些什么问题，但这些问题显然被访者也同样关心。

因此这不仅是即兴，还是对位的。表述不同，理解不同，但平等且有呼应。这个呼应建基在一个基本事实上：大家都是人。看完片后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一种既伤感又兴奋的双重情绪中，兴奋是因为看到了“杀马特曾经是这样一个自己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的社会存在”，是一个尝试自我解放并且令其他寻求解放的人也能受到鼓舞和找到共鸣的存在；伤感是因为在我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我们和他们就已经失去了它。

我们谈杀马特而不谈片子，有一种道德上的强迫感：必须得说它，因为除了说它之外我们几乎已经什么也不能为他们做了；其次也确实受到了一种根源感的感召，就像50年代英国青年听到布鲁斯唱片一样，“原来还有这么大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一无所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吗？--我们，而不是他们。

我们当然不可能是杀马特，因为我们没那么单纯也没那么贫瘠了，然而文化和生活应该如何连接在一起？在社群中如何不让专业主义，消费主义，孤独感和虚荣心抽空掉本有的意义？这是我们可以向杀马特学习的。

我想重点在于，我们和杀马特的文化，本质上都是广义的反击文化counter culture。不要想把它做得多么完美，因为它是剑和盾而不是玩物，它是向外寻求的也是对外抵抗的，所以它才能使人充实成自己，并且给人安慰。至少我们可以更简单直接一点，更无知一点，并且，不要带着那种刻意的攻击性：就去拥抱你所爱的，那些在你面前退缩的人，不要去管他们。

看了李一凡导演的独立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和他在一席上的演讲，在他的观点看来杀马特出现的原因是农村青年的自我保护，杀马特消失的原因是主流文化的不宽容，我觉得他完全搞错了。杀马特出现的原因是信息滞后，杀马特消失的原因是互联网和城市化打破了信息差，这跟我小时候在没听过阿迪耐克等品牌之前就认为李宁的运动鞋做的最好是一样的道理。

至于他谈到的杀马特的存在就是一种文化反抗，这完全是牵强的说法。杀马特起源于日本视觉系摇滚乐队X-Japan，来到中国后被城市青年充分吸收后留给农村青年的只剩缺乏美学价值的文化残渣，所以这个浅薄的亚文化里根本承载不了这么多的意义。杀马特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当然是垃圾，但背后的年轻人不是，告诉他们什么是美和丰富，才是尊重他们。

这部纪录片里导演全程带着端正的社会学视角去拍摄和提问，以精英阶层的主观感受去分析，得来的自然只能是晦涩的社会学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