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世时

七年前我在校外租房子的时候，跟两个朋友住在一起，一个是学中国电影的，一个是学外国电影的，从那时起看了大量电影。小津的影片也是那时就开始看的了，《麦秋》、《晚春》、《秋刀鱼的味道》等等，一部部看了下来，那时感觉不是很深刻，只觉得小津对生活太执著了，总是在讲家长里短的故事，写父亲嫁女儿，或者儿子离开父亲，总感觉不够劲。那时我喜欢的日本电影是黑泽明、大岛渚和北野武，黑泽明的武士精神与人道主义悲剧，大岛渚的革命、性与唯美，北野武的暴力、幽默与温柔，总能更感动我，与他们相比，小津的电影是太平淡了。

去年我的父亲去世，在老家为父亲守丧时，不知为什么总会想起小津的《东京物语》。回到北京后好久，才又看了一遍《东京物语》，感觉又像回到了为父亲守丧的那些日子，对这部影片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影片的故事很简单：一对老夫妇住在乡下，他们动身到东京去看生活在那里的大儿子、大女儿和二儿媳，他们夫妻到了之后，儿女们都很热情地招待，但又都有自己的事情，后来商量了一下，送父母到一个地方去洗温泉，到了那里，老夫妇才发现这是一个年青人来的地方，他们不适应，住了不多长时间，便又回到东京。从东京回家的路上他们去看了三儿子，因老太太生病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来回到了家。不久老太太就生病去世了，儿子和女儿都回来奔丧，丧事办完，孩子们一个个先后离去了，只留下父亲一个人生活着。

故事虽然平淡，但小津把握住了每个人物的心态，在语言与动作上细微地呈现了出来，父母老去的无奈，在城市里的失落和自我安慰，大儿子和大女儿对乡下父母的“累赘感”和不得不接待的烦恼，二儿媳对父母的热情和作为“外人”的尴尬，小女儿对哥嫂的反感和看不惯，都被导演精确、细致地呈现在了银幕上。

如果说影片描写的是日本“经济起飞”时期传统伦理的瓦解与城乡社会的隔膜，那么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发生过无数这样的故事，但并没有被充分表现出来。影片并无大起大落的情节转换，也没有华丽眩目的电影语言，但展现出了生活的细微之处和人物心理深处的皱褶，而这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小津与契诃夫相比，他们都是在“几乎无事的悲剧”中，发现了真正的戏剧性和人物心理转折的一刹那。但他们又并不相同，如果说现代小说和电影都是西方产生的艺术形式，那么他们都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根基的上，对“艺术形式”进行了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曼斯菲尔德曾说，宁愿拿莫泊桑所有的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这并非说莫泊桑的小说不好，而是说只有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我们才可以发现生活的真谛。小津也是这样，维姆·文德斯对小津的景仰举世皆知，但他拍不出小津那样的片子，因为他永远不能像那样了解日本文化和生活，而小津则在对生活的细微体察中，发展出了独到的艺术形式。

在中国的导演中，侯孝贤是被经常跟小津加以比较的，但小津难道只是长镜头和低机位拍摄吗？侯孝贤的“童年往事”都带有唯美、想象的色调，这或许是“回忆”视角带来的，但他并没有对日常生活的深刻体察，而在小津的影片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人为的色调，简直像生活本身一样朴素与真实，也像生活一样复杂与丰富。

 “像生活本身一样”，这是那些伟大的作品才会具有的品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品质就排斥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红楼梦》中我们看到的是封建贵族的生活长卷，而《金瓶梅》则给我们展示了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前者精致细腻，后者生动有力。《安娜·卡列尼娜》也是这样的作品，在其中我们几乎能了解到俄罗斯贵族生活的全部“秘密”。小津的作品并没有描写全部的生活，他只截取了生活的一段，然而这一段却是那么丰富，充满着质感，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生活”并不是自然而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也是需要“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补充米兰·昆德拉对小说的看法，他认为“小说是对存在的一种勘探”，所谓“存在，可以理解为“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存在，即对人类普遍精神状态的发现，比如“孤独感”、“荒谬感”、“人性恶”，现在很多人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但这种个体意义上的人，并不能够让我们看到所谓“本质”，马克思指出，“人就其本质意义上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解释可以弥补对“存在”的片面理解，让我们看到在“生存”之外，作为人的生活、生命也是存在的。

同样写到了母亲去世，我们也可以将《东京物语》和加缪的《局外人》比较一下，加缪的小说，写到莫尔索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后，并不像俗人一样表示哀痛，他认为自己的哀痛是属于个人的，没必要表现出来，所以在母亲的葬礼显得很冷漠，而这在最后的法庭上，竟成了他“不是好人”的证据。这里可以看出加缪对社会礼法的蔑视，以及对生活荒谬性的深刻洞见。《世说新语》里记载，阮籍的母亲去世时，他正在与别人喝酒，听到消息后，他没有表示什么，继续喝酒，而等到酒醉后，却突然吐出一口血，放声长哭起来。所以鲁迅说“竹林七贤”表面上蔑视礼法，其实更重视礼法，他们只是因为礼被别人利用，所以以蔑视的方式来表达敬重。

《东京物语》不同，它没有《局外人》、《世说新语》那样的戏剧性，也没有对“社会规范”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他关注的是日常伦理之中的人们，从亲情的变化中体验世态炎凉，这是平实的视角，也更能让人感受到他忧虑的目光。对伦理的关注，表达方式的含蓄，这可以看作民族文化的影响。如果我们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可以将李安的影片与小津进行比较，如果说小津的影片描写了传统伦理（父女关系、父子关系等）解体过程中人物的苦恼，那么李安则在《喜宴》、《推手》、《饮食男女》及以后的影片中，也同样展现了旧伦理的解体，并试图重建一种新的伦理（生活行为规范）。

小津一辈子都是单身，与母亲住在一起，直到母亲去世，他平时酷爱喝酒，对艺术精益求精。只有了解到他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这部作品。正如喝酒不只是风雅，而是要舒缓内心的疼痛，艺术也不只是美与消遣，而是隐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就不会只关注表面上的东西。

  《东京物语》里饰演“父亲”的笠智众，在小津的不少片子里饰演过父亲的形象，在小津去世后，他在黑泽明《梦》的最后一节“老水车”中，饰演了一个老人，在影片中，他告诉我们朴素、自然生活的重要性，而这正是“父亲”一再告诉我们的，由他来饰演是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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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看凤凰台，斗文掏访冯晓刚，聊起侯孝贤导演，冯晓刚说我给你们揭个底儿吧，有一次陈国富（台湾导演，也是侯孝贤的编剧）告诉我，侯孝贤自己拍艺术电影，但是朋友们约他一起去看国外影展的艺术片时，他不去，为什么？嫌闷。就是这个侯孝贤，宣扬自己极其崇拜小津安二郎，小津安二郎诞辰100周年，侯还专门去日本拍了一部寡淡的不行的《咖啡时光》以资纪念。
 
我对这个导演，始终无法唯艺术论地去看，为什么？小津安二郎38年到41年没作品，干什么去了？在中国参战！服役期是37年中到39年底，小班长一个，卢沟桥，77事变，就是那个时候。手里有没有中国人的命？没人知道，但我觉得可能性极大。这样一个宗师级的导演，不看实在是躲不过去了，西方对他的评价之高，只怕还在黑泽明之上。可是我们还真的没法象侯孝贤这些台湾导演一样，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那样地去看，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在这个人身上，我始终没法做到。看电影的时候，这些因素会让我走神，比如昨天看的这部里中学毕业旅游，谈到要去靖国神社参拜，我别扭。看到儿子入伍体检结束得了甲等，我也别扭。
 
在开始真正的议论之前，这些话是我一定要说的。
 
《父亲在世时》，贯穿着小津安二郎的伦理电影风格，讲述了一个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故事。片中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子，一直想能在一起生活却一直被现实的困难而阻碍，剧情散漫，举凡了近20年间父子生活的一系列琐事。处处温情弥漫，平实感人。据称小津一生中和父亲的关系始终不亲近，使这部电影更多地带有一些梦幻的色彩。
 
但因为是早期的作品，电影语言方面还没有走到后期那种极致的简约主义（侯孝贤很迷恋的那种），不过已经很简单了。他大量地采用及膝的机位，来拍摄坐在榻榻米上面的演员，这是顺应日本民居的特色而创造出来的风格。构图的特点就更明显了，用前后景对比来带出长景深，他拍摄任何场景都采用前景被遮挡约1/5的构图，比如拍摄箱根的湖泊和远山，前景1/5就会被一棵松树的树干遮挡。箱根我们正好去过，那里清晨的宁静确实令人难忘。我要是早看到这部电影，我会找一个相同的角度拍照留念：）可是拍摄车间也是这样，强调透视，前景有遮挡。拍摄在家居内，前景也得放上一个茶杯，因为不够远，焦点已经发虚，好像也不是长镜头那派主张的那样了。说实话，看得多了就有点顶着了，而且那时候是四比三的画幅，这种构图就没有今天宽银幕用来得那么漂亮。
 
剪辑让我意外，没有当时电影的通病，脉络清晰，节奏从容，确属上品。演员也很棒，不像咱们40年代的明星那么匠，整个都很松弛，自然，父子对手戏尤其好看，彼此依恋，但其实又多年不是生活在一起，所以在一起时那种有点客气，有点陌生，又洋溢着幸福满足的感觉全都演出来了。
 
不工花巧的电影，在那个时代，确实比其他同行更接近电影的天国。

生活的本来面目是平静的，只有平静的东西才能从根部长起，也只有最平静的情感才能从最深处打动人心。每次在深夜看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都会这么想，那些日常的过往，人情的交替总是让人动容，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生活根本没有豪言壮语和飞马快枪，这些激越的说法只是商业社会中的某些生存技巧，或者叫人际成本而已，最美的也就在开门后伸过来的朴素的手，那种不求于人也不责难于人的坦然平视，那种分别时真诚的一揖一抱，还有那种默默的，为了一句淡淡的许诺一辈子平和稳妥地坚持和守候。

 

最近好像很少有东西能直接刺激我的书写欲望，主要是每天生硬无趣的工作状态消耗了精神能量，还有就是越来越觉得文字不过如此，代表不了起点也指示不通终点，昂扬也仅仅是昂扬而已，文字之外的平淡却也不光是平淡，说“世界在一个诗人面前变得贫乏”，总会看到两声善意的微笑，说纵使文章惊海内，不过纸上苍生而已，也会有人低头沉默。这可能是我个人的矛盾，像我父亲的个人矛盾一样，看破了理想主义的自欺欺人，却克服不了藐视现实主义的自清自傲，这可能是我的课题。

 

最近也可能因为生活境遇的原因，我几个月写出的东西都像小津和侯孝贤一样，是某个人的生活温情和情感积淀。这段时间也是我十几年来第一次相对平静的几个月，第一次以成年儿子的身份把妈妈接到身边，让她用我挣的钱，再次轮回到儿时一天两顿吃着她亲手做的饭菜，穿她洗的衣服，早晨叫我起床，为我叠被子换拖鞋，晚上一起看电影，絮叨两个人白天在街上公司和书本上的见闻，很晚了还像小时候一样在她一觉醒来看我房间还亮着灯就大声呵斥我早点睡觉，她几乎都是用睡梦的声音。今天一起看小津的《父亲在世时》，她又一次不避讳地悄悄哭了，她说“你爸爸是个好爸爸，我爸爸也是个好爸爸，你也会是个好爸爸”，我马上凑上去逗她，给她又揉肩又捶背，还故意大不恭地说出外公的大名来冲淡她的伤感，“尹会科是个好同志”，看她佯怒着给我一巴掌，顺势给她抹掉眼泪。

 

每个人都必须孝敬父母，这是我对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的基本要求，对父母没有感怀心的人不会珍惜恩义，就不会有道德底线和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基础良知。每次看到公司上了年纪的同事在加班的时候给自己的小女儿打电话说是请假，这些温婉柔软的声音都会让我在心里加深对他的敬重，也记得几年前一个校友给他妈妈晚上打电话像是哄孩子一样，轻声说“乖，早点睡吧”，那一刻到几年后的今天我对他的信心都没变，哪怕是再过几年，我都会觉得只要他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都会尽力。

 

妈妈刚才说“你爸爸是个好爸爸”，是的。那年我刚上初中，他带着我转了好几趟车从乡下去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市里配眼镜。第一天上午在市第四医院散了瞳，第二天早上一早再去验光，期间的那个下午他带我出去玩。近视眼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散瞳之后的视力几乎为零，就在那样一个下午，他给我买了一包糖炒栗子，那是我第一次吃糖炒栗子，然后带我去人民公园，那是我第一次去公园，那也是我第一次进大城市，阳光很好的初春，我扯着他的后襟小心翼翼地走，那是一个把童年沉浸在文字世界里，整个单薄的身体充满幻想的小男孩。

 

说到小时候的我，想起一个做杂志的大哥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有很多这样的故事，说他五岁的小女儿周美兮的，像是我说老张老婆的一样。

他说“前天，我和美兮通电话。我说：美兮，爸爸最近借了韩叔叔一件衣服穿，太帅啦！五一期间，爸爸都不敢出门，一出门路人就会发出一片尖叫声——‘帅啊！’”
美兮说“我不信。我不信那么多人会喊出相同的话。”
他说“确实没那么夸张。虽然大家没有喊出来，但是所有人的目光都哗哗哗地投过来了，看爸爸。你信吧？”
美兮想了想说“我有点信……是所有人吗？”
他说“嘿嘿，也不是所有人，是一部分。”
美兮说“恩，这我就信了。”

——想想周美兮当时的神态，再想想周大哥当时的样子，我不由得笑出来。

 

这正像小津的电影，正像有人说的，如果你耐下性子，从头一路看下去，你就会不知不觉沉浸到小津的世界中，仿佛某种神秘的心灵感应在向你召唤。透过电影中人物的简单话语，你慢慢观照出他们的内心隐密。你甚至会设身处地，不由自主地感叹：“哦，人生原来是这样的。”

 

有时我会对朋友说“子欲养而亲不在”，今天我妈也在看电影的时候无意说了一句话，我随着她的思路一想，突然害怕起来。她说“父母快死的那几天儿女就要提前去剪头发，一旦去世了，儿女在一百天之内是不许理发的”。她说的是，我们身上的每一处都是父母的，就像天地间的每一草一木都是神的一样，父母也是神的，我们要爱自己，爱父母，爱天地间的万物，敬畏神灵。

（张烊）